“脱下长衫”,是这几年很多中年人的真实经历。 程序员去开网约车,白领去跑外卖,经理去摆地摊。 小微推给我的几篇深度报道,南方人物周刊、北青深一度、九派新闻,写的都是这样的人:《“脱下西装”跑外卖的白领们》《北漂程序员转行当网约车司机,3年……》。 他们最难跨过去的,往往不是体力,是面子。 我想讲讲孔子对”体面工作”的看法。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我慢慢跟你说。
活着与生活:一场关于容错率的争论背后昨天深夜刷知乎,看到一条关于马克龙演讲的评论区,两个网友吵了起来。一个叫云楼,住在江苏,坚持认为中国的容错率很高——“人活着只需要每天不到2000大卡的能量,和一个安全的住所就行了。”他给出了一套完整的生存成本核算:吃饭600,租房300,衣服100,月入1000就能在中国活下去。
雨下得很大,外卖箱上积了一层细细的水珠。陈建戴着头盔,摘下手套,靠在电动车旁喘气。他刚把最后一单送到,一份热腾腾的麻辣烫。那一刻,他忽然觉得,整座城市都在沉默地呼吸,只有他,是活着的。手机上跳出消息,是以前同事发来的朋友圈——他们还在加班,凌晨两点的办公室灯火通明。陈建看了几秒,笑了笑,点了个赞。然后关掉屏幕,抬头,看见雨夜的灯光在地面碎成一片星海。
那天晚上,我在地铁口,看见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蹲在人行道边打电话。那电话打得低声又急促,像是被现实摁在地上,一边压抑,一边还要体面。他说:“不是我不还钱,我这边真卡着了……行行行,明天,我想办法。”说完抬头,迎面走过的几个人,他立刻站起来,拍了拍裤子,整理了领带,恢复成了那种“还不错”的样子。
凌晨三点,北京的环路依旧有骑手飞驰而过。灯光冷冷,街道空旷,只有外卖箱“哐哐”地拍打着车尾。陈龙,那时已经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博士后,却在这一群蓝黄制服的人里,骑着电动车穿行。他没有说自己是博士,他只是低着头,和所有人一样等单、接单、送单。后来才有人知道,他是来做田野调查的,但在那五个半月里,他确确实实成了一名外卖骑手。为什么一个博士要去送外卖?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城郊的路口已经有人在穿着配送服调试电动车。雨后的地面还带着湿意,空气凉凉的,他把口罩往上扯了扯,手里紧紧握着一杯昨晚剩下的温水。这一幕并不稀奇,在这个城市,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这样开始一天。他们穿梭在街头巷尾,送的不只是饭菜,也是自己的生计和尊严。很多人对骑手的印象停留在“风里来雨里去”“辛苦钱”。
主题:人生下行时的选择与力量核心矛盾:如何在职业生涯被迫下行时,放下身段,找到生存的勇气和价值感。第一节 骤然下坠想象一下,曾经光鲜亮丽的化妆师,每天穿梭在时尚的聚光灯下,指尖轻舞就能点亮一张张精致的面容。可偏偏,疫情突如其来,影楼和工作室接连倒闭,往日的热闹景象瞬间被寂静吞噬。那些曾经捧着大把钞票请她化妆的客户,也变得踪迹难寻了。
在当下很多年轻人最关心的职场困境里,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在办公室里写过需求文档、开过产品会议,如今却可能要靠送外卖谋生?”知乎上有人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一个高赞回答说:真正让人震撼的不是身份的落差,而是当互联网的精英遇到平台的算法,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设计的规则,落到身上竟如此沉重。
你以为还能退回去的路,其实早就被人挤满了。很多人心里都存着这样的一句自我安慰:“实在混不下去,大不了就去送外卖、跑快递、开网约车。”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张兜底的保单,似乎不管世界怎么变,至少还有一条可以维持温饱的出路。然而,当数字赤裸裸摆在眼前时,人们才惊觉这退路已不是退路。全国从事外卖、快递、网约车的新就业群体接近一亿人,近乎整个职工大军的四分之一。
活着先要站稳脚跟,哪怕先低头走一段路。世间的事,总是在光鲜与窘迫之间反复摇摆。那位曾经叱咤商场的500强市场总监,曾经在空调房里指点江山,如今却戴着二十块钱的头盔,顶着烈日奔波在送外卖的路上。人们看见的是身份的落差,却很少有人看到,他脚底那一圈圈被汗水浸透的鞋印,和早晨七点混在通勤人流里的急促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