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这段话传递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辩证法的应用

毛主席强调“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区分，这体现了辩证法中对事物本质和现象的分析。他先从理论上分析持久战的必然性和最后胜利的必然归属，接着再从实践上探讨具体的实施方法和策略。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正是辩证法的体现。

理解“毛主席强调‘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区分，这体现了辩证法中对事物本质和现象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辩证法强调对事物的本质和现象进行区分和分析。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内在的、稳定的特性，而现象则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和变化。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首先分析了持久战的本质，即持久战的必要性和中国最后胜利的必然性。这种分析揭示了抗战过程中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和根本原因。

毛主席先从理论上分析持久战的必然性和最后胜利的必然归属，这是从宏观和本质上把握问题。他在理论上阐述了抗日战争的长久性和最终胜利的原因，确定了战略方向。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回答“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明确了战争的性质和方向。

在明确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方向之后，毛主席转向探讨具体的实施方法和策略，即“怎样做”和“不怎样做”。这就是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具体战术和操作方式，是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验证和发展理论，体现了辩证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辩证法强调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然后通过具体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毛主席先分析持久战的整体战略，再详细讨论各种具体的战术和操作方法，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体现了辩证法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在战争中，战略决定全局，战术决定局部。毛主席通过区分“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明确了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然后再讨论“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确定具体的战术方法。这种动态的思维模式，正是辩证法中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发展的非线性和多样性的体现。

综上所述，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通过对“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区分，先从理论上把握持久战的本质和必然性，然后再从实践上探讨具体的战术和方法。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了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也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指南。

2. 实践的观点

毛主席在阐述完持久战的理论基础后，转向讨论具体的实践问题。这反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战争中，理论必须指导实践，而实践又反过来验证和发展理论。毛主席通过具体的战术指导，强调了实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实践”指的是通过实际行动和操作来验证和证实理论或想法是否正确。实践包含了观察、实验、工作、生活等具体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可以获得直接的经验和反馈，从而验证理论的准确性。

在科学研究中，实践表现为通过实验和观察来检验科学理论。例如，物理学中的实验可以验证力学定律，化学中的实验可以验证化学反应的规律。

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意味着通过实际操作来检验计划或想法是否有效。例如，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学习，检验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学习成绩；在工作中，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来验证某种工作方法是否能够提高效率。

在战争和政治中，实践则是通过具体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措施来验证战略和政策的有效性。例如，毛主席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游击战和持久战策略，通过实际的战争实践证明了这些策略的有效性，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总之，实践指的是通过实际行动来验证理论的过程，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一个理论或方法是否真正正确和有效。这个过程不仅能够验证理论，还能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文中提到的各种作战形式，如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等，都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的不同策略，反映了毛主席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不同的作战形式是战争中不同矛盾的具体表现，解决这些矛盾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在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时，“矛盾”这个词可以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解释。矛盾指的是事物之间存在的对立和冲突。

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说对立和冲突无处不在，存在于所有事物和现象中。比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矛盾：天气有时晴，有时雨，这两种情况是对立的；人与人之间有时会有争吵和冲突；我们需要平衡学习时间和娱乐时间，这也是一种对立。在战争中，这种普遍的矛盾表现为敌我双方的对抗。无论在哪场战争中，总是存在敌对的双方，他们的目标和行动是对立的。

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每一个对立和冲突在特定情况下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和解决方法。不同情况下的矛盾有其特殊的处理方式：晴天和雨天的矛盾，可以通过带伞或者调整活动安排来应对；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可以通过沟通和理解来解决；学习和娱乐的矛盾，需要合理安排时间，既保证学习，又不放弃娱乐。在战争中，不同的战场、不同的敌人、不同的时间段，这些矛盾有不同的表现，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例如，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是因为敌人强大，我们需要灵活机动；而在大规模会战中，我们可能需要通过阵地战来稳固防线。

“矛盾”就是指对立和冲突。矛盾的普遍性指的是这种对立和冲突在所有事物中都存在，而矛盾的特殊性指的是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对立和冲突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法。理解了这两个概念，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不同情况下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来解决问题。

4. 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这些内容强调了战争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反映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观点。毛主席认为，战争不仅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必须通过政治动员来统一和激发全民抗战的力量。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话出自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意思是战争和政治是紧密相连的，战争是政治斗争在极端情况下的延续和发展。

具体来说，政治是关于国家和社会内部及其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冲突的活动。在和平时期，政治斗争通常通过谈判、选举、法律等手段进行。而当这些手段无法解决矛盾和冲突时，战争就成为了继续追求政治目标的方式。

战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国家通过战争来实现其政治、经济、领土等方面的目标。战争的每一个行动和策略，最终都必须为政治目标服务。

举个例子，二战期间，各国的战争行为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盟军的最终目标是推翻纳粹德国和法西斯势力，恢复和平与稳定，这个政治目标决定了他们的军事策略和行动。而纳粹德国的战争行为，则是为了扩展其政治影响和领土。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意味着，战争是国家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所采取的极端手段，战争中的每一个决定和行动，都是为服务于更大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

5. 群众路线

“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观点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毛主席群众路线的体现，认为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目的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封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处于极端贫困和受压迫的状态。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将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首先，在开展土地改革之前，共产党的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对土地改革的真实想法。通过走访、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这种调查研究为制定符合实际的土地改革政策奠定了基础。

其次，土地改革的每一个步骤都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共产党通过召开农民大会，向农民宣传土地改革的政策和意义，激发他们的觉悟和斗争精神。农民不仅是政策的接受者，更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共产党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动工作。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土地改革委员会，直接参与到土地的清查、评估和分配工作中。通过这种方式，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更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同时，在土地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加以改进。例如，在一些地方，最初的土地分配不够公平，共产党通过召开群众会议，听取意见，重新调整土地分配方案，确保改革的公正性和群众的满意度。

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数亿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这一运动不仅消除了封建土地制度，还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土地改革运动是群众路线的一个生动实践。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力量和总结改进工作，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的翻身解放。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的典型案例。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和中国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从理论上分析持久战的必要性和战争的本质与方向，并探讨了具体实施方法，体现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强调实践检验真理。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和持久战策略在实际战争中证明有效，并分析了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的矛盾特性，强调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主张通过政治动员和群众力量来取得胜利。这一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