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它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在发动对中国的侵华战争前，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等多个层面展开。这些准备工作不仅奠定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基础，也使得日本对速战速决的战略充满信心。然而，中国在面对这种局面时，采用了持久战的策略，通过长期消耗敌人力量，最终取得了胜利。要理解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和中国的持久战策略，我们需要深入探讨这些准备工作，以及如何在“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和“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之间找到平衡。

首先，从政治上看，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国内政治环境逐渐被军方控制，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日本军国主义者排除异己，加强对国内的控制，为发动侵华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他们操控政府、控制媒体、灌输战争思想，营造出一种全民支持战争的氛围。这使得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能够迅速集结国内资源，动员全国力量。

在经济上，日本为侵华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经济准备。通过对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逐步实现了经济的军事化。国家财政大量投入军事工业，钢铁、煤炭、石油等资源优先供应军队和军工企业。同时，日本通过对外经济掠夺，获取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这些资源为其发动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战争爆发前，日本还与一些国家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以确保战争期间的资源供应。

军事方面，日本在侵华战争前进行了全面的军事准备。首先是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日本通过引进先进的军事技术，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其次是军事训练的强化，通过严格的训练和实战演习，提高了士兵的作战能力。再次是军事战略的制定，日本根据对中国地形、气候和交通等因素的分析，制定了详细的侵华战争计划，强调速战速决，以期通过闪电战术迅速击溃中国军队，迫使中国屈服。

思想方面，日本通过教育和宣传，强化了军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学校教育中，灌输“武士道”精神，宣扬国家至上、个人服从国家的思想。在社会宣传中，通过报纸、广播、电影等媒介，宣扬日本的“神圣使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侵华战争制造舆论支持。这些思想准备工作，使得日本在战争中能够保持较高的士气和战斗意志。

在“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和“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之间，如何取舍是一个关键问题。逃跑主义意味着在遇到敌人强大攻势时选择退缩，这种态度往往会导致士气低落，最终难以维持战斗力。而拼命主义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味进攻，不顾实际情况和后果，这种态度虽然体现了勇气，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耗，最终难以为继。

因此，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尤为重要。这个平衡点在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应对。在面对敌人强大攻势时，可以采取战略撤退，以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在敌人力量薄弱或处于劣势时，则应果断出击，发挥优势，迅速击溃敌人。这样既能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又能避免过度消耗，达到以较小代价取得胜利的目的。

日本对自己的速战速决战略有强烈的信心，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日本认为其在军事技术和训练上的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击溃中国军队。日本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术灵活，具备较强的战斗力。其次，日本认为中国政治和军事实力薄弱，内部矛盾重重，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再次，日本认为通过闪电战术，可以迅速占领中国的主要城市和交通枢纽，切断中国的供应线和指挥系统，使中国陷入混乱，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

然而，中国的最佳策略是持久战。持久战的策略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通过长期的消耗战，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最终取得胜利。中国地域广阔，兵员众多，虽然在技术和装备上不如日本，但通过持久战，可以充分发挥地理和人力资源的优势，逐步消耗日本的战争资源和士气。

关于持久战思想的提出，有人说是蒋百里将军提出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蒋百里在抗战前夕撰写的《国防论》中，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认为中国应通过持久战消耗敌人力量，最终取得胜利。然而，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对持久战思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提出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的持久战战略，全面指导了抗日战争的实践。因此，持久战思想的最终形成和实施，归功于毛主席的理论指导和实际运用。

通过对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工作的详细介绍，以及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和“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之间的取舍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和中国的持久战策略。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同样需要学会在进退之间找到平衡，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才能实现目标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