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把AI变成我的“外部认知器官”,而不是替代我的头脑
2025-08-29
请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夜里十一点,你盯着屏幕里那一块空白的文档,光标一闪一闪,你把提示词又改了三遍,AI把话说得比你流畅,可你心里还是不安。句子在滚动,速度在飙升,产出在堆高,可你突然问自己:这到底是我的思考,还是工具的回声?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拉扯,既怕落后,又怕失真?看起来像是“怎么让AI写得更快”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不是表面问题,而是本质问题。真正要琢磨透的,是我怎么把AI变成我的“外部认知器官”,而不是替代我的头脑;是我怎么用它放大长期价值,而不是被它拖向短期热闹。那么,到底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一步步聊。
其实,生活里总有人喜欢把“更快”当作“更好”。他们一上来就追求效率曲线的陡峭,把写作当流水线,把灵感当原料,把算法当引擎。结果是,内容越来越顺,观点越来越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2011)里讲到,人类有两套系统:迅速直觉的系统一,缓慢审慎的系统二。AI的强项,恰似系统一的大规模联想,而人的责任,是用系统二去辨析、取舍、定性。你把二者搞反了,速度就会遮蔽质地。再看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科学中的马太效应》(Science, 1968)里提醒的机制:越容易被看见的东西,会被更多人看见;越容易被引用的东西,会被更多人引用。注意力和声望不是线性分配,而是累积放大。AI把表达门槛降到极低,普通文字的稀缺性迅速消失,剩下真正稀缺的,只剩两样:可信的判断,和可复用的知识资产。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在《信息丰富导致注意贫乏》(1971)中说过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信息的富足,造成注意力的贫乏。”当生成的成本趋近于零,筛选与校准才是价值中心。此时如果你还沉迷“更快的句子”,就等于在注意力通货膨胀的世界里印钞票,结果只能是你的文字越写越“轻”。更何况,自动化偏误会悄悄爬进来。人机研究的经典论文指出,人在自动化系统面前容易过度信任,忽略异常,或干脆“弃用”(Parasuraman & Riley, Human Factors, 1997)。你把AI当全能秘书,几轮生成下来,思考肌肉就退化了。这背后还有一个隐蔽的规律:当指标变成目标,它就不再是好指标。查尔斯·古德哈特在对英国货币政策的反思中总结过这一点(Goodhart, 1984):当你把点击率、完读率当“唯一真理”,你就会无意中训练AI去投喂这些指标的胃口,而不是服务于真问题。一句老话说得踏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话出自《论语·卫灵公》。器具当然重要,但如果你分不清“器”和“事”,再锋利的刀,也可能用来切空气。你要的不是更快的刀光,你要的是更准的落点。
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方法就是把角色分清,把节奏拆开。你完全可以对自己说:“我来定问题,AI来铺材料;我来定结构,AI来试版本;我来定结论,AI来校词句。”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流程。你完全可以这样对AI说:“请先用‘结论—证据—反例—引用—反思’五段式,给我三种不同的论证骨架,每种必须附上两条可核查的来源。”它会很快给你框架。这一步,不求完美,只求面。然后你接过来,做取舍,做删减,做重写。再让它把你定下的骨架,用两种不同的叙事口吻重写一遍,一种更克制,一种更具象。最后回到你手里,逐段核对引用是否真实存在,逐条问“这句是我的洞见还是工具的惯性”。你会发现,这样的配合带来两个结果:其一,你把时间花在真正需要人类判断的地方,比如问题定义、因果辨析、价值立场;其二,你把表达里那些没必要的重复劳动交给了机器。效率是提升了,底盘没塌。加一层保险也很要紧。你可以对AI说:“请在每段建议后附上‘不确定性提示’,标出可能的争议点和证据薄弱点。”这句话很简单,却能逼AI暴露自己的“灰区”。灰区曝光,你的二次审稿就有抓手。它不是万能,但它老实。
第二个方法,则是更智慧的处理——把AI当作“外部心智”的一部分,系统化地建设你的“个人知识资产”。哲学家安迪·克拉克与大卫·查默斯在《扩展心智》(Analysis, 1998)里提出,人类的认知可以合理地延伸到外部工具与环境中,只要它们被稳定地嵌入了我们的认知循环。换句话说,笔记不是“外物”,是心智的一部分;提示词库不是“技巧”,是思考的接口。你要做的,就是让AI和你的素材库、你的读书卡片、你的案例清单建立高频、稳定、可验证的往返。这意味着,你要主动把自己过去写过的、读过的、验证过的材料“公共化”,变成可调用、可检索、可复用的模块。管理学者野中郁次郎在《创造知识的企业》(1995)里提出了SECI模型: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再到新隐性知识的循环。你完全可以把这套机制搬进个人写作:先把你“说不清但做得好”的隐性把握拆成可表达的流程;再用AI把流程映射到不同主题的模板;写完后把读者反馈、数据表现再“吸回”你的隐性判断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你并不是在“用AI写”,而是在“用AI训练一套属于你的表达系统”。一个真实的例子更有说服力。国际象棋在“人机混战”的自由赛里,最强的不是单独的超级电脑,也不是世界冠军,而是分工明确的“人+机”团队。卡斯帕罗夫在《深度思考》(2017)里回顾过这个演化:那些把机器当助手、把人类优势用在策略与例外判断上的队伍,赢得更稳。写作也是如此。把AI当“快肌纤维”,把你自己当“慢肌纤维”。快肌纤维负责爆发,慢肌纤维负责耐力。谁负责什么,写之前就签好“分工契约”,你们的配合就不会乱。
第三个方法,是升维的“逆向推演”。写作不是一次性的结果,而是一个可回放的系统。你要提前想好三重检验。第一重是三个月检验:这篇文章三个月后我还能复用哪些模块?如果答案是“只剩一套花哨句式”,那就是短视。第二重是三年检验:这组论证三年后还能成立吗?用的概念是涌现式的底层规律,还是过季的热点调味料?第三重是“换人视角”检验:如果明天有一个完全不了解我背景的人接管这个选题,他能否在我的知识库里迅速找到“问题—证据—反例—引用—反思”的链条,并且无痛复用?如果不能,我就没有把隐性变成显性,没有把个人经验变成可供组织借用的资产。你完全可以对AI发出这样的生产指令:“请把本文拆成三层复用单元:一句话结论、一段话逻辑、三段落证据,并分别生成可检索标签与引用出处。”它会给你一个“复用颗粒度”的雏形。你再用你的判断,去掉虚低的热词,改用稳健的概念,把可疑的来源替换成一手书目。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把复用当作目标,写作的颗粒度、段落的重心、引用的力度都会改变。你在训练的,不再是“文章”,而是“系统”。
如果对方根本没打算讲真话,或者工具根本不提供可验证的来源,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止损。别和幻觉搏斗。大型语言模型的一个风险,就是在缺乏事实支撑时仍然给出“言之成理”的答案,这正是自动化偏误滋生的土壤(Parasuraman & Riley, 1997)。你要对自己设一条红线:“无出处,不落笔;无一手,不下结论。”你完全可以对AI说:“若引用无法定位到明确作者、作品、年份与出处,请以‘无法确认’明示,不要编造。”它若给不出来,你就换路径:回到原典,翻书、找论文、看数据。记住《论语·学而》里的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本是什么?是可以被复查的证据,是能被复用的方法,是你愿意三年后仍然公开站在那句子前的底气。还有一种止损,针对的是“为了效率而牺牲独特性”。当你发现自己的文风正在与工具的默认风格同化,当你发现你的句法、比喻、节奏开始“像谁谁谁”,就该把节拍器关掉,空白一天,走路、读纸书、和朋友真诚聊天。写作有时需要“断舍离”,这不是浪漫,是真正的维护成本。你的不可替代性,就是你的生意模式。你把它交出去,剩下的一切都是可被复制的成本结构。
所以,这件事真正的重点,不是“AI靠不靠谱”,而是“我如何在与AI的分工里,持续地生产可核查、可复用、可积累的长期价值”。正如赫伯特·西蒙提醒我们的那样,注意力才是最稀缺的资源。你的写作,必须是一个注意力负责的系统。它在源头对问题负责,在过程对证据负责,在结果对复用负责。你也许会说,这样写很慢。是的,慢,但稳。就像卡斯帕罗夫那句隐含的结论:人和机器的最优解,是让机器的强项服务人的判断,而不是让人的判断迁就机器的习惯。为了把这件事走成闭环,我再把整个流程用白话复盘一遍。先问真问题,再选真资料,再定真结构,再用AI产出草稿,再用人去“砍”,砍掉浮夸的形容,砍掉没出处的名言,砍掉自我感动的段落。然后再让AI把被你认可的骨架重新编译成不同口吻,适配不同渠道。发布之后,收集读者的反驳与补充,把这些反驳与补充归入你的知识库,标注“未决问题”“新证据”“需跟踪”。三个月后回看,挑出可复用的模块;三年后回看,挑出已沉淀为“你”的方法论。这个循环一旦跑起来,你就不再害怕工具升级,不再焦虑风格被模仿。因为你的护城河,不在句子,在系统;不在速度,在判断;不在今天,在未来。
我还想补一段心法,像聊天,但是真心话。别把AI当成“救命稻草”,也别把它当成“道德负担”。它是你的外部肌肉,是你合伙的匠器。你要给它清晰的工单,要请它坦诚地承认不确定,要要求它为自己的建议提供“可回查的手柄”。你也要给自己留一块“非工具区”,在那里你可以慢读一本老书,比如迈克尔·波兰尼《默会知识》(1966),提醒自己“我们知道的,往往多于我们能说的”。这句话对AI时代的写作,格外重要。因为你真正不可替代的,是那些“说不全但能做出”的判断力,是那些“写不尽但能看见”的直觉,是那些“算法学不来”的价值观。它们不一定漂亮,但它们让你在退潮时站得住。至于引用这件小事,严谨一点。古德哈特就该写出年份,卡斯帕罗夫就该写出书名,西蒙就该写出文章出处。你要求自己的这点认真,最终会回到你这边,组成你的信用帐本。
写到这儿,你应该已经能感到一种稳稳的踏实:AI不是来替你写的,它是来帮你把“写作”升级为“知识生产”。你不再为了赶稿而赶稿,而是为了沉淀而创作。你不再在热点里疲于奔命,而是在方法里慢慢生长。你不再被速度牵着走,而是让框架牵着速度走。最后,我把那套“对话示例”放在这儿,像把钥匙放在桌面上。“请基于Clark & Chalmers 1998的‘扩展心智’提出三条可操作的个人写作流程,每条附两本可查书目与年份。”“请用‘结论—证据—反例—引用—反思’五段式改写第二节,并为每一条证据附作者、篇名、年份、期刊或出版社。”“请标出全文中最易产生自动化偏误的三个位置,并说明可能的误导机制,引用Parasuraman & Riley 1997。”你看,不神秘,但有效。你把问题问准,工具就会变好;你把标准抬高,作品就会变稳;你把时间用在能复利的地方,未来就会替你说话。
所以,这件事真正的重点,不是工具会不会飞,而是你有没有把工具放在正确的位置,让它服务于你的长期价值。正如赫伯特·西蒙的提醒:“信息的富足造成注意力的贫乏。”愿你在注意力最贵的时代,写出对注意力负责的作品。愿你在AI最强的年份,练出不被替代的判断。愿你在长坡厚雪里,越滑越稳。愿你在三年后的某个晚上,回看今天,心里只剩一个词:值得。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下一篇就用这套方法,你会先把哪一段,做成能被反复调用的“复用单元”?
合十。
如夜话,至此。
参考书目与论文(便于你核查与延伸阅读):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2011;Robert K. Merton,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Science, 1968;Herbert A. Simon, “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 1971;Andy Clark & David J. Chalmers, “The Extended Mind,” Analysis, 1998;Michael Polanyi, The Tacit Dimension, 1966;Thomas B. Sheridan & Raja Parasuraman (参见Parasuraman & Riley), “Humans and Automation: Use, Misuse, Disuse, and Abuse,” Human Factors, 1997;Charles A. E. Goodhart, Problems of Monetary Management: The UK Experience, 1984;Garry Kasparov, Deep Thinki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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