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降临，街边的灯刚刚亮起，风吹过的时候，树叶在空中哗啦啦地响着。你独自坐在窗边，忽然想起一个人，心口那一下，不是怀念，而是厌烦。你甚至会皱紧眉头，手里的筷子都没了味道。你也许会问自己，为什么一个讨厌的人，能左右我的心情，甚至夺走我的食欲。这就是问题的起点。

讨厌一个人，究竟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很多时候的第一反应，要么是回怼，要么是背后议论，要么是干脆翻脸。但这样真的能让自己轻松吗？还是反而让自己掉进更深的陷阱？有意思的是，不同学科里的人，早就给过答案，而且角度完全不同。我们就顺着一条线，把那些答案一一拉出来，拼成一幅完整的画卷。

先说个场景。有一次，殷海光在餐桌前突然想到一个令他厌恶的人，整个人气得筷子都放下了。他的愤怒没能改变任何人，最后反而拖垮了自己。这一幕，就像托尔斯泰笔下那些被琐碎情绪折磨的人，明知道不值得，却还忍不住反复在心里咀嚼。这就是第一重陷阱：你以为是在对付别人，实际上却是在伤害自己。

这让我想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的一句话，人一旦被卷进权力的场域，就很难抽身。讨厌，其实是一种心理场域，把你牢牢困在别人的定义里。结果呢，你越挣扎，对方就越“存在”。所以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学会默不作声地疏离。就像张艺谋和张伟平，当合作价值不再，彼此沉默退场，才是体面的解法。没有冲突，没有口水战，一转身，风就过去了。

可是，人性偏偏爱解释，爱争个是非清楚。尤其当你被人挑衅时，总想立刻反驳，证明自己。可问题在于，这种回应往往把自己拉进泥潭。你看李敖，喜欢在公开场合痛骂余光中，结果余光中从不回应，反而活得更加自在。他说过一句很妙的话：“他骂我，说明生活不能没有我；我不回应，说明生活可以没有他。”这句话背后，其实藏着一种哲学姿态，类似斯多葛学派提倡的内在自由。外界的语言、挑衅、攻击，都不在我的掌控里，我能掌控的，只有我的回应。选择沉默，其实就是把自由还给自己。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难道遇见讨厌的人，就只能退缩、沉默吗？这是不是太消极了？换个角度看，另一条路确实存在，那就是让自己不断往上走。当你爬上更高的台阶，你会发现原本讨厌的人，早就掉在了下面。畅销书作家杨熹文的故事就是例子，她在餐厅打工时被同事讥笑孤立，连老板娘都用讽刺的口气说她“还看书呢”。可她偏偏坚持，把书和写作当作出口，最后一步步走到更高的舞台。等她出版第一本书时，那些曾让她厌恶的面孔，已经彻底消散了。

这背后，其实还涉及一个教育学的逻辑。英国学者赫钦斯曾强调过，教育的本质是“摆脱低水平的重复”，让人有能力进入更广阔的文化圈层。讨厌的人，就是那种低水平的重复，让你陷在无谓的循环里。而努力成长，就是脱圈的钥匙。当你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你自然就没时间和他们纠缠。

但话说回来，成长不代表逃避，而是一种止损。宗教学里有个说法，佛陀面对辱骂时，只是微笑，说：“若有人送你礼物，你不接受，那礼物还是属于他。”这其实就是一种止损的智慧。讨厌的人送来情绪，你要不要接收，全在于你自己。你不收，情绪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对方的攻击不过是徒劳。

再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讨厌其实是群体性进化的产物。一个群体要保持边界感，就需要“内外之分”。讨厌，有时就是你察觉对方的行为模式，不适合自己的群体。这在原始部落里，是保护自我的本能反应。可在现代社会，如果你还用原始方式去表达讨厌，比如争斗、撕裂，就很容易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聪明的现代人，学会用更高级的方式来处理群体边界：要么沉默离开，要么拔高自己。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讨厌的人就是身边绕不开的人，比如同事、家人，那该怎么办呢？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提醒过，真正的权力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让敌人变得无关紧要。具体到生活中，就是通过制度化、规则化，把讨厌的人放进框架里，让他们的影响降到最低。比如办公室里那个喜欢挑刺的同事，你完全没必要天天硬碰硬，交给流程、交给规则，比你亲自较劲要高明得多。

说到这里，故事已经走到另一层面。你会发现，讨厌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互动。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就提醒过，媒介本身就是讯息。换句话说，你表达讨厌的方式，本身就是你给世界的讯息。如果你总是用负面言语去传播讨厌，那其实是在放大对方的存在。如果你选择沉默、疏离、向上，那传递出去的，就是一种更稳妥、更有力量的讯息。

最后，还是要落在一个止损的收束上。讨厌的人，终究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他们的存在，也许是来提醒你，别再浪费时间在无谓的情绪上；也许是来推动你，让你不得不寻找更高的出口。无论是哪一种，都算是一种馈赠。就像美国作家梭罗说过的：“我们要么忙着成长，要么忙着腐烂。”你与其被讨厌的人拖着腐烂，不如把他们当成成长的推力。

所以，当你再遇见讨厌的人时，别急着反击，别急着解释，更别急着证明。先沉默，让风吹过；再成长，让自己走高；最后止损，把对方还给时间。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