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我在地铁口看到一幕：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手里攥着厚厚一摞备考资料，眼神疲惫却依旧专注。他身边另一个同龄人，背着外卖箱，熟练地在手机上接单，电动车停在不远处。两个人，一静一动，背后的方向却同样清晰——一个奔向体制内，一个投身灵活就业。两个背影汇在一起，就像今天年轻人就业的缩影：越来越极端的分化。

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突破2亿，占就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与之相对，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157.6万，录取2.57万人，竞争比例高达61比1。到了2022年，省考报名人数更是超过537万。一个是“万里挑一”的上岸热潮，一个是数以亿计的自由打拼，这股双向奔跑的力量，正在改写一代年轻人的就业版图。

表面上看，一个选择稳定，一个追求自由，方向截然相反。可当你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大背景里，逻辑就渐渐清晰。过去二十年，中国经历了外企红利、互联网红利，毕业生们几乎一股脑扎进市场，求的是机会和高薪。但疫情和贸易摩擦让环境急转直下，大厂频频裁员减薪，股票激励成了泡影，年轻人看清了市场的波动。于是，体制内的稳定成了最大吸引力。与此同时，平台经济、自媒体、电商、直播带来了另一种可能，给了年轻人灵活就业的土壤。稳定和自由，像是两条岔开的轨道，承载了截然不同的风险偏好。

我曾和一个年轻人聊过，她本科毕业后备考公务员三年未果，最终转身做了自由职业，帮人剪辑视频。她说：“起初觉得丢人，好像没份正经工作，但后来发现，客户越来越多，我的收入也逐渐超过了同龄体制内的同学。”这是一种返工的选择，从失败里找到另一条路，也是一种现实的修正。而另一边，某省的小镇考生小李已经考了五次公务员，他在和我谈起时笑说：“别人觉得傻，我就认准了体制。”这种执拗背后，是他对家庭和未来的责任感。

外部证据也印证了这种趋势。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的报告，2020和2021届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而教育部数据也显示，公务员岗位对应届生的倾斜比例逐年提升，2022年已达到67.3%。换句话说，国家政策和社会土壤正在同时推着年轻人往两个极端走。一边是愈发拥挤的体制，一边是越来越广阔的自由市场。

反差在这里显得尤为强烈。表面上，考公和灵活就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实际上，它们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在不确定的时代，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定性。有人把确定性放在编制和铁饭碗上，有人把确定性放在手艺和个人能力上。不同的答案，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观和风险承受力。

那么，对正在迷茫的人来说，怎么判断该往哪走？我想，不妨做一个小实验。写下三个问题：你对赚钱的渴望有多大？你有没有清晰的技能可以变现？你能承受多大的不确定？把答案写在纸上，贴在书桌前。每天看一眼，它会提醒你，你真正的优先级是什么。比如，如果家庭急需用钱，那就不要轻易去试错，而该进入稳定的体制；如果你有明确的技能，并能承受风险，那么灵活就业可能反而是机会。

但选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人走进体制，却发现安稳中夹杂着局限；有人走向自由，却在不规律的生活里尝尽孤独。执行过一次返工，未必就是失败，而是一次检验。正如心理学上的“风险测评”，高风险者寻求波动，中风险者偏向均衡，低风险者追求保本。年轻人的就业路径，也正是这三种性格的映照。问题不是哪条路更好，而是哪条路更适合。

在与一个基层公务员的对话中，他说：“有时候我也羡慕那些灵活就业的人，可以随时决定明天做什么。但每月工资到账那一刻，我又觉得安心。”而一位做自媒体的朋友则说：“自由很爽，但你得每天逼自己交付内容，否则你就没饭吃。”他们都没有错，只是站在不同的坐标系里。

这并非个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屡见不鲜。日本泡沫经济后，也曾出现年轻人一部分扎进终身雇佣制的大企业，一部分转而成为自由职业者。美国的零工经济同样如此，Uber司机、自由设计师和硅谷科技公司的稳定员工，共同构成了就业版图。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但逻辑相似：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下，年轻人自然分化成两极。

或许我们该承认，所谓的两极分化，并不只是代际的冲突，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技术创造了新的职业，政策强化了体制的吸引力，价值观又让自由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方式。当这些力量同时作用，才有了今天这幅看似撕裂的画面。

朋友评价过一个在选择中徘徊的年轻人：“他不是没能力，而是没认清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句话很朴素，却点中要害。就业的核心不只是谋生，更是认清自己愿意承担怎样的代价。体制有体制的代价，自由有自由的代价，关键是你能不能接受。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年轻时就找到答案。有人可能要在失败中兜转几圈，才逐渐明白什么是自己真正的归宿。但这本就是人生的常态。正如一句古话所说：“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在安静的等待里，答案总会浮现。

也许答案未必立刻出现，但愿我们都能在时代的浪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定性。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