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天拎着行李箱站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天已经暗了，风刮得厉害，呼啸着钻进大衣的缝隙。身后人潮涌动，手机上不断弹出招聘群的新消息。看似热闹的城市入口，落在他心里，却只有冰冷的问号。他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能留得下来吗？

很多北漂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开始的。理想饱满，现实骨感。刚毕业的工资在二线城市已经算体面，放在北京，只能算够活。房租一交，月光立刻显形。可心里又清楚，如果想在北京扎根，仅仅能活下去远远不够。于是矛盾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留下还是撤离？拼命还是转身？

数据是冷冰冰的，却很刺眼。国家统计局披露，北京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约为19万元，折算到月薪一万六左右。但这是平均值，极端高收入拉升了曲线。北京人力资源部门的调查显示，2023年新入职本科生平均起薪大约在七千至八千之间，中位数更低。换句话说，大多数年轻人月入不过万。而房价呢？链家公开的挂牌数据，海淀区优质学区房，单价轻轻松松突破十万一平。二十年的积累，可能抵不上别人两年的跳槽加股票期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在数据和账单里赤裸裸摊开。

于是撤离成了必然。第一次撤离潮往往发生在第五年或第六年。刚来的时候心里还抱着希望，觉得靠自己能扛过去。但几年过去，房价翻了，工资涨得却远远追不上。三十岁在即，买房无望，成家难以落地，不少人只能退回二线，或者回老家。第二次撤离潮则发生在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要学位，小学要学区，现实的硬门槛让许多已经勉强买房的人依旧撑不下去。于是他们转战新一线，杭州、成都、武汉，重新开始。

有人会说，那些坚持下来的，不都说明北京还是有机会吗？没错，机会确实存在。总部经济、金融业、互联网大厂、影视文娱，都在北京集中。头部人群的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麦肯锡的报告指出，北京的高收入家庭比例位居全国前列，年入百万以上的家庭数量每年新增十万不成问题。但这种机会的门槛极高。学历、资源、人脉，缺一不可。而在塔尖之外，更多人只能望楼兴叹。十个北漂，九个撤离，正是这个结构的写照。

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与返工几乎是必修课。一个朋友，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厂，工资看起来不错。起初他省吃俭用，指望三十岁前能攒够首付。结果房价上涨速度远超预期，几年下来，攒的钱连首付的零头都不够。最后不得不放弃在北京买房的念头，转去天津定居。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个人努力并不是唯一变量，宏观的成本结构才是决定性的力量。那次返工，是他人生轨迹的彻底转折。

当然，也有人做过小实验，验证什么才算“能留下”。比如他尝试换一种生活方式：放弃在市中心租房，搬到五环外，通勤每天多两个小时，但房租便宜一半。再比如有人选择夫妻一方留在老家带孩子，另一方留在北京挣钱，每月往返。这些看似辛苦的“实验”，确实降低了部分成本，但代价是时间和家庭关系的消耗。收益与牺牲的平衡，每个人都要亲手去试。

还有外部证据给出了印证。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北上广深工作五年以上的外地青年中，有超过七成最终选择离开，主要原因是住房成本和教育资源获取难度。这份数据冷冷告诉我们，那些撤离的人不是个例，而是大趋势。每个人的故事背后，都是同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至于责任与解释，谁该背书？是个体的能力不足，还是城市的门槛太高？北京作为首都，承担着全国资源的集聚功能，本身就注定了不可能人人都能留下。政府的调控或许能缓解局部，但无法改变资源稀缺的底层逻辑。最终，个体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正如一位老同事说的：“你来北京，是为了可能性，不是为了确定性。既然想要可能性，就得接受大多数人会被淘汰的结果。”

所以，当有人问，为什么说十个北漂得有九个撤离？答案其实不复杂。因为北京的门槛高得离谱，资源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即使拼尽全力，也难以跨过那道线。撤离不是失败，而是常态。而留下来的那一个，往往也不是靠单纯的努力，而是机缘、背景与能力的共同作用。

遗憾的是，那些当初带着希望来的人，未必能等到梦想落地的那一天。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来一趟北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正如一句古话：“知止而后有定。”或许答案未必立刻出现，但愿我们都能在选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可能。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