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出租车上，司机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抱怨：“北京的雨天最怕的不是湿，是打不到车。”而此刻的程维，还只是阿里的一名销售，拖着行李箱，在蓟门桥一站就是半个小时。雨水打湿了西装，手机上接连闪着客户的催促，他却连一辆车都拦不下来。那一刻，他忽然生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能有一种方式，让车和人更快对接？几年后，这个念头成为了滴滴的雏形。

年轻时要不要选难走的路？这是很多人绕不开的问题。大多数人想的是“先安稳，再谋远”，可程维给出的答案是：年轻时，就要选难走的路。因为那条路，才是真正向上的路。

程维的出身并不耀眼。1983年，他出生在江西上饶的一个小镇，父母普通，资源有限。高考时，他因为漏做三道大题，只能读到北京化工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这既不是名校，也不是热门专业。换作别人，也许认命了，可程维心里一直有一句话：出生在哪儿无所谓，但必须去一线城市奋斗。他选择留在北京，因为他清楚，只有在这里，他才能真正打开人生的格局。

大学毕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换了六七份工作。卖保险、做足疗、做小公司助理，几乎都是无疾而终。卖保险时，连导师都开玩笑说：“连我们家的狗都有保险了，不必再推销。”在别人看来，这是失败，但程维理解为“试错”。他在用不断的失败，把自己不该走的路排掉。直到进入阿里，成为销售员，他才第一次找到自己愿意全情投入的方向。六年时间，他从销售一路做到支付宝副总经理。

很多人羡慕他在阿里的位置，却不知道他在2011年选择离开时，已经盘算了九个月。期间，他无数次问自己：创业，做什么？能做成吗？是冲动，还是判断？真正点燃他的是打车的痛点。亲戚在北京打车，从五点半等到八点还没车，他只能亲自去接。那时国外的Hailo已经拿到融资，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还远未成熟，但程维看见了机会。他和王刚凑了80万，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从杭州跑到北京，开始了滴滴。

创业初期，几乎所有人都说不靠谱。司机没有智能机，用户不习惯打车软件，可程维认定：“市场不成熟的时候，才有你的机会；等到成熟，就没有你的机会了。”这是一种难走的路，但他敢走。

在用人上，他同样展现了难走的魄力。账上只剩下100万美金，他却花了240万请走不合适的CTO，重新请来百度的张博。后来，他更是下定决心挖来柳青。面对年薪400万美元的华尔街精英，他说：“滴滴一半的工资是你的，另一半才是我们的。”他带着管理层一起去拉萨，吸氧、发烧、哭过，却在喜马拉雅山下说：“这就是创业路，要把命交给彼此。”那一刻，柳青决定加入。朱啸虎说：“他们两个站在一起，我就知道，这必然是百亿美金的公司。”

程维的对手不弱。快的打车、Uber、美团，一个比一个强大。2015年，Uber提出要么持股40%，要么干掉滴滴。程维毫不犹豫开战：“这不是1840年，中国互联网也不是殖民地。”当时的滴滴就像“小米加步枪”，面对估值400亿美金的对手，却硬是扛下补贴大战，最终收购Uber中国。

战争没有停歇。王兴的美团上线网约车，程维和他还在一起吃饭，却一点风声都没透。媒体问他是否惊讶，他只回答：“中国有350个平台，多一个竞争者而已。”这种冷静与从容，背后是经历过生死局的底气。

程维在清华演讲时说过：“年轻时，要选难走的路，因为那是向上的路，让明天的你和今天的你不一样。”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很残酷。因为难走的路意味着试错，意味着返工，意味着无数次的自我怀疑。

有人选择安稳，觉得七八千工资，轻松过日子挺好。可几年后发现，别人能力涨了，工资涨了，自己却因为混日子停在原地。想跳槽，却发现两年的安逸换来的是能力的退化。生活不会惯着谁，年轻时的一点舒服，最后都要用加倍的难受来偿还。

真正的成长，是一次次逼迫自己去走难路。比如今天，你可以做一个小动作：在日常选择中，不再问“哪条轻松”，而是问“哪条能让我进步”。哪怕只是拒绝一次无意义的聚会，把时间用来补齐一个技能，也算是在难路上迈了一步。

也可能失败。比如尝试跨领域的项目，最后发现水土不服；比如想学编程，结果坚持了两个月就放弃。但返工再来，总比不尝试好。失败是难路的代价，也是成长的门槛。

资料显示，CB Insights统计全球创业公司失败的首要原因，不是资金不足，而是没有解决真正的痛点。程维的故事印证了这一点。他不是盯着风口，而是盯着“打不到车”这个刚需。难走的路，不是盲目地选最硬的骨头啃，而是看准最痛的地方下手。

谁来为这些选择背书？是程维自己。他用一个个行动说清：我不怕质疑，不怕失败，也不怕对手。因为难路的意义，就是在一次次被逼到角落时，依然能往前迈一步。

年轻时，要不要走难路？答案已经写在程维的经历里。正如《论语》所说：“行之于道，弗辍也。”那些看似曲折的难路，才是把一个普通人，推向不一样高度的真正台阶。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