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北京的环路依旧有骑手飞驰而过。灯光冷冷，街道空旷，只有外卖箱“哐哐”地拍打着车尾。陈龙，那时已经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博士后，却在这一群蓝黄制服的人里，骑着电动车穿行。他没有说自己是博士，他只是低着头，和所有人一样等单、接单、送单。后来才有人知道，他是来做田野调查的，但在那五个半月里，他确确实实成了一名外卖骑手。

为什么一个博士要去送外卖？因为有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几十万骑手在全国各个城市里奔跑，街道看似混乱，却能形成惊人的秩序。这秩序从何而来？靠的不是传统的管理，而是看不见的“算法”。他想弄明白，资本是如何通过数据去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如何在夹缝中反抗。

刚开始跑单，他也慌。系统不断催促，导航不断更新，顾客不断打电话。陈龙第一天只送了9单，挣了72块。后来极限被撑开，他能送24单。电动车没电了，他才停下，顺便访谈骑手。很多人一开始警惕，不愿意搭话，直到知道他是博士，才渐渐放松。有骑手说：“你是博士啊，那你说我以后做点什么行？”话语里带着一丝渴望，却也透着无奈。

在中关村广场，每天的晨会像军队点名。站长说过：“全国外卖看北京，北京外卖看我们。”那时的骑手们以单量为荣，奔跑如同竞赛。可在竞赛背后，真正主导的是平台的数据。系统可以精确计算骑手何时到达、停留多久、跑哪条路线。甚至顾客的脾气都在算法中被归档：对好说话的顾客，平台会多给几分钟缓冲；对吹毛求疵的顾客，则把时间卡得死紧。骑手们叫这叫“投喂”。

这就是看不见的秩序：平台收集一切，计算一切，然后用游戏化的方式去驱动。骑手被分级，青铜、白银、黄金、星耀……往上爬就意味着更多单子和奖励。但那种奖励往往轻飘飘，而惩罚却沉甸甸。一次差评扣10块，一次投诉罚200。一个好评只加两块钱。骑手们说，这就像走钢丝，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避免亏损。

陈龙发现，骑手并不是完全被动。他们也会寻找漏洞。比如去人大知行公寓送餐，系统规定从北门进，计算距离800米。但骑手们发现侧门近得多，只要半分钟步行。于是大家都走侧门，节省出来的时间还能送其他单。但好景不长，平台更新数据，把侧门计入算法，直接缩短配送时限。骑手的“小聪明”瞬间被收编，反而让时间更紧。自由，最终变成了新的枷锁。

这种挤压带来事故。中午高峰，骑手心里发慌，汗珠子直冒，不是累，而是被逼到极限的慌乱。平台不断测试人类极限，推出“顾客期望送达时间”，让骑手们全体迟到，再借机收紧标准。骑手们在群里骂娘，骂的不是老板，而是手机系统。因为真正的老板，根本看不见。

这就是平台的隐身术。管理的三项权力——指导、评估、奖惩，被拆散了。指导由导航完成，评估由顾客打分，奖惩由系统执行。老板退到幕后，矛盾却在前台爆发。消费者不懂规则，随手一个差评，骑手可能赔掉一天收入。资本本该承担的责任，被悄无声息地转移。

陈龙在论文里写，这是数字治理下的新秩序。外卖员看似自由，可以选择什么时候上线、什么时候下线，但其实自由被压缩在极小的范围内。大多数骑手平均每天送三四十单，住在城中村，十平方米挤三四个人。有人两个月没洗过澡，有人日均收入刚够覆盖支出。数据显示，骑手流动率极高，大部分坚持不到两年。

女骑手的处境更微妙。有人剃平头，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男人”；有人裹上鲜艳的围巾，刻意标识出“我是女人”。在男性主导的环境里，她们既要挣扎求生，也要不断调整身份。冬天的大街上，蓝黄制服一片，偶尔一抹红色的围巾格外醒目，那是女性骑手在秩序缝隙里的小小宣告。

陈龙感叹，2018年送一单8块，现在掉到5块。收入下跌，唯有通过更长工时、更快速度去弥补。有人把换工作当反抗，但在零工经济的大背景下，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平台，往往是换个牢笼。真正的改变，只能来自平台自身或者政策干预。

在和骑手的访谈里，有人说：“我就是怕停号，一天不跑，就没钱吃饭。”有人笑着说：“累归累，但跑起来就顾不上累。”那种复杂心境，陈龙看在眼里，写进论文。

他记得有一次在电梯里遇到曾经的访谈对象，隔着口罩，两人一眼认出对方，没多说话，只是紧紧抱了一下。骑手还在送餐，他还在研究。命运交错，短暂而深刻。

所以，当“北大博士去送外卖”的新闻传播时，很多人以为这是猎奇，其实背后的问题远比一个标签复杂。博士身份不是重点，重点是骑手的处境，是我们熟视无睹的日常。

苏轼在《题西林壁》里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外卖员奔跑在街头，我们点开外卖APP，看见的只是送达时间，很少有人想过那背后，是怎样的压榨与秩序。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真正意识到，生活的便利不该以无声的代价换取。或许答案未必立刻出现，但至少，我们可以开始追问：谁来承担？谁来改变？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