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北京的风格外凉，车窗外的灯火映在她的脸上，她却低着头，一页页翻看着练习册。十四岁的年纪，本该是偷偷看漫画、写小纸条的时光，可她却在地铁摇晃的车厢里，把手里那道“鸡兔同笼”题默背到烂熟。旁边的阿姨看了几眼，忍不住低声说：“小姑娘，这么晚还在做题啊。”她笑了笑，没回答，只是更用力地抓紧了笔。因为她知道，回到家，妈妈还要检查一遍。鸡娃的故事，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有人以为鸡娃只是父母的偏执，其实对孩子来说，鸡娃是血肉之躯的切肤之痛。表面看是补习班、学区房、游学团的选择，实际上是一次次自尊与焦虑的拉扯。你明明知道自己在奔跑，却总觉得身后有鞭子抽打。

北京是鸡娃的主战场。教育部的数据表明，2021年全国校外培训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其中K12培训占比六成以上。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藏着无数孩子的周末、寒暑假、睡眠和笑声。父母们心照不宣：不鸡，就意味着可能输在起点。可真有人赢过终点吗？

王食欲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她是第一代接受“鸡娃教育”的95后，北京土生土长的孩子。从古筝到奥数，从跆拳道到素描，她的童年像是一张被打满格子的日程表。她说，自己最喜欢的课其实是科学技术，那三百块钱一个月的课程教她做小火箭、拼四驱赛车、玩早期的乐高编程。可是，因为要给奥数和英语让路，她不得不放弃。这是第一个切肤之痛：喜欢的东西，总是要为升学让路。

在与她的对话中，我记得她笑着说过一句话：“我妈连火车追及问题都能演给我看，她拿筷子当车头，拿勺子当车尾。”那是个温柔的画面，却也让人心酸。母女的亲密，被套进公式与算式里。每个鸡娃背后，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虎妈，她们深信高考改变命运，于是把命运压在孩子肩上。

进入中学后，鸡娃的痛感升级。她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在四中的教室里，老师讲到“东非大裂谷”，她第一次见这个词，可同桌同学已经去过实地考察。参差就是现实。别人用亲眼所见记住知识，她只能死记硬背。短期内，她也能考高分，但长期来看，这样的落差会压得人喘不过气。这是第二个切肤之痛：再努力，你也可能输给出身。

我试着去查资料，发现《北京教育发展报告》里曾提到，2010年前后，海淀区优质教育资源供需比只有1:6，也就是说六个孩子里，只有一个能分到好学校的名额。剩下的五个，哪怕拼尽全力，也只能落在次一等的跑道。这就是制度性的内卷，让人无从逃脱。

在鸡娃的世界里，试错与返工是常态。王食欲说过，她报过一个外国语学校的考试，第一次考砸了，连班主任都觉得没戏。可她妈不服，逼着她重考。返工的那段日子，她每天清晨背单词到天亮，手指因为反复写英语作文磨出厚茧。第二次考进去了，但她自己清楚，那不是选择，而是被逼到墙角的无路可退。

我曾问她：有没有什么小动作是你现在回头看觉得有意义的？她愣了愣，说，其实很简单，初中时她坚持写小说，哪怕每天写一千字。那时候，她用作文纸抄完一摞摞，把故事一点点接着写下去。写作没有立竿见影的分数，却在关键时刻帮了她。初升高时，她的作文被老师推荐，反而成了进入重点班的敲门砖。这是鸡娃教育里罕见的一次意外馈赠，也提醒我们：小动作，可能比大动作更能留下余地。

反差最强烈的，是她在高中经历的社团。别人有钱有闲去南极游学，她只能靠写散文集争一口气。十万块的差距，不是个人努力能弥补的。她说那时唯一的感受是“真他妈卷”。这句脏话背后，是无法缓解的挫败感。

多年后，她成了一名编剧。收入不低，但仍买不起北京的房。她笑称：“妈把我鸡了二十年，可我还是在出租屋里写剧本。”这是第三个切肤之痛：鸡娃可能让你跑得快，但不保证你能跑得远。

在一次访谈里，她的朋友评论她：“你们这一代被鸡到飞起，却也最早看透了鸡的荒谬。”她没反驳，只是说：“买不起房，什么都白搭。”冷漠却真实。

这并非个例。在上海、广州、深圳，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家长们拼命砸钱进补习班，孩子们拼命刷题，结局却常常一样：疲惫、焦虑、无力感。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官方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时间平均减少四成以上。可即便如此，地下补课仍旧火爆。因为焦虑没消失，焦虑只是换了外衣。

教育学者熊丙奇曾指出：“内卷的根源，不是家长焦虑，而是资源稀缺。”这句话像一把刀，把问题剖开给你看。真正的矛盾，不在于父母要不要鸡，而在于社会结构有没有提供足够的出路。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句古话：“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教育若不能留下空间，孩子就只能被推着奔跑。鸡娃的故事，最终都绕不开这个悖论：鸡，可能带来短期的成绩，却难以决定长期的幸福。

或许答案未必立刻出现。但愿看到这些故事的父母，哪怕只是今晚，能在孩子写作业时，放下手里的监督，问一句：“你喜欢什么？”那一刻，也许比任何一张考卷更重要。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