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灯还亮着。张敏盯着屏幕上那条没跑完的测试数据，眼睛酸到流泪。窗外是北京的风，掠过写字楼的玻璃外墙，像一阵无声的叹息。她揉了揉脖子，微信闪了几下，是项目群。经理又在催进度，说：“这版明天一定要上线。”那一刻，她没回。只是点开体检报告，报告上那句“肝功能异常”像是一记闷锤，敲在心口。

她二十九岁，在大厂五年，从实习生到中层，手下带着三个人。她以为自己只是有点累，直到医生说：“再熬半年，你可能真的会倒下。”张敏笑了笑，说：“倒下也得有个项目上线的时机吧。”

这并不是个例。
过去三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平均员工年龄降到了28.7岁，35岁以上的人在职比例不足8%。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场以“年轻”为燃料的机器里，几乎没有人能跑完全程。身体被掏空只是表象，真正让人崩塌的，是那种“我已经尽力，却仍然不够”的失衡感。

有人说，大厂是成年人的竞技场，能留下来的都是强者。可强者也有血有肉。
在杭州的一家咖啡店，我见到离职半年的赵巍。他曾在阿里做战略运营，如今靠自由职业为生。那天他穿着宽大的灰色卫衣，看起来比照片瘦了许多。他说：“我离开的那天，电脑刚交完，我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突然想哭。我不是舍不得那份工作，而是意识到，我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他说这话时，阳光正好落在他脸上，有种奇怪的轻盈。他补了一句：“但我真的不想再卷了。”

卷——这个词在中国职场里已经成了默认设定。你不卷，就意味着被淘汰。
国家统计局2023年的数据显示，互联网从业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长为每周52小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当“自愿加班”成为默认，当“项目上线”被视为使命，当“拼命”成了美德，这个行业就已经悄悄改变了人。

在深圳，我采访过一个叫陈立的程序员。他三十二岁，被裁前在腾讯云做后端开发。
“我没被裁那天反而更怕。”他说，“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还在，就得继续干下去。”那时他每天写代码到凌晨两点，吃饭靠外卖，睡觉靠咖啡续命。他说身体不算最糟的，最糟的是那种“被替代感”。
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一个二十二岁的新人写出了他用了三年打磨的算法模块。陈立笑了笑：“年轻就是最大的优势，我打不过时间。”

有人说大厂像温室，其实更像赛道。每个人都在跑，只是有人掉队，有人受伤，有人忘了终点在哪。

去年底，我看到一份《2024互联网职场健康报告》，里面写着一句话：“在35岁之前，打工人用身体换钱；在35岁之后，用钱换身体。”这句话像一面镜子，照出太多人的现实。
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为什么互联网人害怕35岁？”一个高赞回答写道：“不是害怕被裁，是害怕终于有时间，却不知道自己是谁。”

王雪知道那种感觉。她在字节做产品经理，去年被优化。那天她收到了HR的会议邀请，邮件主题只有四个字：“谈一谈吧”。
她说：“我提前知道要被裁，但真的坐在那间小会议室里，HR读完那段‘感谢你为公司做出的贡献’的模板话，我还是哭了。不是因为不舍，是因为我意识到——原来努力到极致，也可以被一句话归零。”

她回家那天，外面下着小雨。丈夫问她想吃什么，她说：“随便。”
饭桌上两个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她说：“我以为工作是人生的主线，现在才知道，它只是一个章节。”

从那以后，她开始每天早上六点去跑步。她说那是“重启自己的方式”。
“以前起床第一件事是看企业微信，现在是看天亮没亮。没想到，能看到天亮这件事，也能让我觉得幸福。”

这听起来像鸡汤，但其实是无数人试图自救的本能。
在一次关于“工作倦怠”的调研中，北京大学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指出：超过63%的互联网从业者有持续性疲惫感，45%的人出现情绪失调或焦虑，22%的人有过“短期逃离”想法。这不是脆弱，而是一种集体病。

那天采访完王雪，我问她：“你会再回大厂吗？”
她想了想，说：“如果生活必须靠那份工资，我会。但如果能有别的路，我宁愿慢一点。”

慢一点，这个词听起来像奢侈。
在一个以速度定义价值的时代，慢就是错。可真相是，大多数人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被速度耗尽了。

我曾在一次闭门访谈会上听到一句话：“大厂不是杀人，它只是让你自愿燃烧。”这句话出自一位已离职的技术总监。他笑着说：“你看，那火多漂亮啊，只是没人告诉你，火也会冷。”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扛，直到身体出卖了你。
张敏后来真的倒下了。不是比喻，是字面意义上的倒下。
那天凌晨三点，她在会议上晕过去，同事吓坏了，叫了救护车。医生说她是“过劳性晕厥”，再拖下去可能有心肌损伤。她醒来的时候，身边是几瓶吊水的药液，还有一个手机上亮着的会议提醒。她笑了，说：“我还得请假，请假也要审批。”

病假批下来了，她休息了整整两周。那两周她什么都没做，只是睡觉、发呆、看窗外的风。后来她辞职。
“我以为我离不开公司，其实公司也没那么需要我。”
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别人的故事。

可那些故事都在我们身边重复。
有人辞职去云南开客栈，三个月后又回北京；有人离职去创业，一年后回到职场；有人坚守岗位，不停升职加薪，但脸上的笑越来越少。
他们都以为自己选择了不同的路，其实是在同一个循环里打转。逃离，不一定是真自由；留下，也不一定是失败。

我问过十几个离开大厂的人：“如果再选一次，你还会进吗？”
有人说会，因为那是成长的捷径；有人说不会，因为那是慢性自杀。
但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大厂教会他们最深的一课：不要把自己交给系统。
张敏说：“公司不是家，它只是一个交易场。你给它时间，它给你钱。可如果你连自己的身体都卖进去，那就是赔本买卖。”

这句话让我想起一句老话：“人不是机器，机器也有保养期。”
可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在被训练成“可替换的零件”。
这也是这届打工人最难的一点：他们既清醒地知道自己被困，又不敢真的逃。

于是出现了新的“平衡术”。有人用AI工具分担工作量，有人设定“晚上10点后不回消息”的底线，有人学着拒绝加班，有人默默申请心理咨询。这些小动作，微不足道，却是抵抗的开始。

张敏后来去了成都，做一家创业公司的顾问。她说现在的生活简单多了，早上八点起床，喝一杯黑咖啡，跑步半小时，然后开电脑。中午阳光好的时候，她会去阳台上晒太阳，看着远处的山。
她说：“我终于学会什么叫‘活着’，而不只是‘工作着’。”

我问她后悔吗？
她摇摇头，说：“不后悔。只是有时候，夜里梦见以前在大厂的日子，会梦见那盏永远亮着的灯。梦里我还在加班，只是再也不会醒来。”

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隐喻——
我们都在灯下奔跑，以为那是光。
可光有时候，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灼烧。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