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
2025-10-14
那天在贵阳的一个小理发店,老板娘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屏幕里靳东正穿着笔挺的西装,对着镜头缓缓一笑。她眯着眼,手上动作没停,对客人说:“你看这男人,多稳重啊。”她的语气里,有一种莫名的笃定,就像在说某种信仰。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靳东之于她,不只是演员,而是一种理想的投射,一种在现实之上、但离她生活并不远的幻觉。与此同时,在五环内的另一个夜晚,李诞在笑果的舞台上,半醉半醒地说着段子:“生活不是你过得好不好,而是你看谁过得更惨。”全场大笑,仿佛听懂了真理。可笑声之外的空气,其实也隔着一道透明的墙。
这道墙,从来不在屏幕上,而在人心里。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文化是流通的,只要有互联网,就能打通南北,消融城乡。但现实是,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一个巨大的真相。它说明我们活在同一个国家,却不在同一个世界。
我后来去过不少小城市。衡阳、临沂、绵阳、商丘。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夜晚。街头的烧烤摊,喇叭放着《听闻远方有你》,人群涌动,油烟混着笑声,手机屏幕里,大叔大妈刷的,是快手;年轻人看抖音;偶尔有几个刚毕业的学生,用B站看李诞。不同的应用,像不同的纬度,划分着一张无形的中国地图。
有人说这是审美差异,其实更像是生活逻辑的差异。李诞的笑话,建立在对生活细节的抽离上;靳东的形象,则是对体面与秩序的向往。前者是消费升级后的精神逃逸,后者是资源匮乏下的情感慰藉。你笑,他沉默;你解构,他相信;你以为荒诞,他以为温暖。这不是智力的差距,而是命运的选择。
有一次我和一个快手主播聊天,他来自河南周口,二十多岁,声音洪亮,粉丝两百万。他说:“我不懂什么段子,也不懂李诞那种笑,我就唱,唱我在地里干活的歌。”我问他唱什么,他说:“唱我爹那年被水冲走,唱我娘一边哭一边种麦子。”他说的时候,一点不煽情,像在说天气。我忽然觉得,那不是文艺,也不是流量,而是一种赤裸的生命记录。
他反问我:“你们城里人笑什么啊?我看都挺痛苦的。”我一时间答不上来。
城市的笑,有时候真的很脆弱。李诞的幽默,是用自嘲抵御焦虑的盔甲;他笑着讲“人间不值得”,其实是怕一旦认真,就会崩。北京的深夜,咖啡馆里的人谈理想;而县城的夜晚,烧烤摊上的人谈生活。两个夜晚,都有灯光,也都有孤独。不同的是,一个怕失控,一个怕失业。
文化的割裂,从来不只是趣味之分,而是命运的折叠。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拍《杀马特我爱你》时,曾在东莞工厂蹲点几个月。他发现,那些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孩子,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初中没毕业,十四岁进厂,没人教他们说话,也没人教他们生活。他们用怪异的发型表达愤怒,因为那是唯一能被看见的方式。后来,工厂规定不准染发,镜头里的那些头发都被剪成了黑色,像被收编的叛逆。李一凡说:“他们不是要出名,只是想有个自己。”
那一刻,我懂了什么叫“被生活打磨到无声”。
这种无声,不止在工厂,也在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里。
前阵子,我去到一个四线小镇,理发师的女儿正在看直播。屏幕里,一个男人在喊:“家人们!真划算啊!”背景是闪烁的灯牌和堆成山的货。她笑得很真,说:“这个主播讲得像我叔。”我问她知不知道李佳琦,她摇头:“谁啊?”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互联网并没有让世界更平,而是更碎。算法不是桥梁,是围墙。
美国学者卡斯·桑斯坦提出“回音壁效应”这个词,说的是人在同温层里,会越听越相信自己。快手是一个世界,B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笑点是“奥利给”,一个笑点是“黑寡妇”。各自都觉得对方可笑,殊不知彼此都成了自己的囚徒。
我做了个小实验。那天我用一个新手机号注册了快手账号,系统立刻推荐我“二驴”“散打哥”“张二嫂”。我点开评论区,下面全是“家人们”“老铁们”“真情实感”。同一时间,我在B站首页看到的,是李诞在讲“精神内耗”,底下的评论是“哈哈这太社会学了”。两个世界,一墙之隔。
互联网不是连接,而是放大。放大了地域的审美差距,也放大了阶层的生存裂缝。
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脱口秀大会》在北上广火爆,却在地级市无人问津?朋友说:“因为笑点要有积累。”她说得没错。李诞的笑,是都市经验的共谋;而在更广阔的地方,人们没空共谋,他们要养家。
真正的分裂,不是靳东与李诞的对立,而是他们背后的世界互不相认。
我曾在一辆去成都的火车上,遇到一个50岁的农村妇女。她用老年机刷短视频,看到一个“靳东”在对她说:“阿姨,我在拍戏,好想你。”她笑得害羞。我提醒她那是假视频,她愣了几秒,说:“我知道。”我一惊。她又补一句:“知道也想看嘛。”
那句“知道也想看嘛”,像一记闷拳。那不是愚昧,而是寂寞。
城市人看短视频,是打发无聊;她看短视频,是逃离无望。
《贫穷的本质》里说,人穷时做的不是坏选择,而是唯一能做的选择。文化也是如此。那些在地摊边唱歌、在快手喊麦、在评论区表演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不懂品位,而是没机会去学。信息从上往下流的时候,总会被空气蒸发一部分;等流到他们手里,就成了碎片。
所以,北上广看不见靳东,不是因为拒绝,而是因为不需要;四五线听不懂李诞,不是因为愚钝,而是因为不必懂。
文化的下沉,本该是互相理解;可它变成了互相取笑。
前几年,辛巴在快手直播带货,一场卖出十八亿。那天晚上,他穿着黑衬衫,拿着话筒喊:“兄弟们,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台下掌声震天。有人骂他“土”,有人夸他“真”。但你知道吗?那些买他东西的人,真的信他。他不是明星,也不是商人,而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成功者。
李诞说,喜剧演员要放低姿态;辛巴的成功,恰恰证明他从没抬高过。
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两极。一个靠语言俘获都市,一个靠情感赢得乡村。
我想起2013年多伦多电影节的那场放映。贾樟柯的《天注定》结束后,有个留学生站起来质问他:“你为什么总拍穷人?”贾樟柯只是笑笑,说:“因为他们活得更真实。”那一刻,电影院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有时候,真正的分裂,不在文化,而在视线——谁看见了谁,谁没被看见。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藏族少年丁真笑着骑马,那笑容干净得像云。网友纷纷夸他“纯粹”,也有人冷嘲热讽,说那是包装出来的。但我想,那一刻的他是真的。只是,当纯粹被流量捕捉,它也不再属于自己。
见世面的意义,不在多,而在不同。
如果你只在一个圈子里生活,看到的世界会越来越窄。算法推你喜欢的内容,你就永远喜欢那一类。信息不再拓宽认知,而是在悄悄塑造你。你以为你在选择,其实是被选择。
我试过一个小动作,每天花十分钟,刻意去看自己“看不惯”的内容。农村生活纪录片、下沉市场短剧、甚至快手直播。看久了,你会发现,那些“土”“俗”“低”的背后,有生活的真相——人想被看见的欲望。那一刻你会恍然,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盲点。
文化折叠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理解彼此的意愿。
有个段子说,互联网原本是让井底之蛙看到井外的世界,结果现在成千上万只蛙聚在一起,互相确认:世界就这么大。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井口上方,以为世界就那样。你刷的短视频、你笑的段子、你听的播客,其实都在一点点告诉你:你属于哪一层。
如果这真是命运,那命运也太安静了。
所以,别太快评判“靳东式的浪漫”或“李诞式的讽刺”。那是不同土壤里长出的花。看似互不相容,其实都在努力抵抗各自的困境。一个在维护秩序,一个在拆解幻觉。一个需要信念,一个需要清醒。
理解他们,其实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也许有一天,靳东的观众能笑着听李诞的段子,李诞的听众也能静下来看靳东的剧,那时的中国,才算真正的同温层。
合十。如夜话,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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