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北京的风灌进小区的缝隙，像一阵嘶哑的叹息。便利店的灯还亮着，一个穿工装外套的男人蹲在马路边，手里捏着签完合同的购房协议，纸张被汗水打湿，指纹印得模糊。他点了根烟，火光一闪，眼眶通红。朋友在电话那头问他：“哥，你不是挺高兴的吗？怎么哭了？”他说：“我不是难过，是心疼。”

他心疼自己，也心疼那些像他一样，在北京买房的人。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这行干了八年。最初住在地下三层的潮湿房间，墙皮剥落、空气发霉，每天能听到的声音只有楼上传来的水管震动。那年冬天，北京的温度是零下七度，他在地下室里冻得睡不着觉，就靠烤火炉取暖。炉火噼啪作响，像在提醒他：你得上去，你不能永远在地下。

那时候他二十四岁，一个北漂的小中介。那种渴望翻身的焦虑，几乎是每个北漂的底色。有人熬夜写稿，有人跑单，有人啃冷馒头。他记得第一次被客户跳单的那天，他在会议室里一边吃香蕉一边哭，嘴里全是苦的。

可他很快明白，自己这点“痛”，比起那些赌上全部积蓄买房的客户，根本不算什么。

他带的第一个客户，是个快八十岁的大叔，一条腿是坏的。每次看房都得拖着那条腿，拄着拐杖，从昌平坐两个多小时公交来海淀。大叔说：“我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得赶紧给儿子买个好点的房子。”半年时间，他看了上百套房，儿子一次都没来。签合同那天，儿子才出现，西装笔挺，神情冷淡。那天，老头子笑得像完成了某种仪式，嘴里一直念叨：“这下安心了。”

那种安心，是掏空一生换来的。

后来他见多了签完字后崩溃大哭的客户。有女博士、有公务员、有创业者。房子不是砖瓦，是他们的焦虑具象化的形状。

有一次，他带着一对夫妻看房。男方在腾讯，女方在中科院，两个人条件很好，预算八百万。他劝他们选一套六百万的，说能省二十多万税。但那对夫妻坚持要买那套贵的。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每隔一小时站在房间拍一段视频，记录阳光角度的变化，发给他们。晚上，他在地铁上看到那女客户的消息：“谢谢你认真到这种程度，我们决定买。”签合同那天，女人突然哭了。那种哭，不是悲伤，是放下，是对命运的低头。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她说。

可这句话，在北京说出口，要花多少钱？

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北京的平均房价已突破每平十万元。一个普通三居室，意味着上千万。一个家庭的全部积蓄，加上六个钱包，也只是勉强够首付。

他说，掏空六个钱包的事，在北京是日常。

他记得有个教授夫妻，看中农大附小旁边的房子，七十二平，两居室，四百万。签合同那天，女方哭了。她说：“为什么我弟弟能住一百五十平的大房子，我只能买这？”她哭得稀里哗啦。那种哭里，藏着中产的羞耻感，也藏着北京的残酷秩序。

有个年轻客户，因为没抢到心仪的房子，当场把中介店的电脑砸了。还有一对夫妻，凌晨两点打电话吵架，从“买不买”吵到“要不要离婚”，他在电话那头听着，连睡意都被吵没了。

那一夜，他第一次明白，所谓“房子”，不是空间，是命运的分界线。

那年他谈过一套最难的单，从下午四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双方谈崩又和，合同改了十几次。最后房东咬牙降价三千五千地抠，买家则在屋外一个个打电话借钱。等签完合同，天亮了。他看到买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忽然觉得，北京的晨光冷得像刀。

那天买家跟他说：“我们俩月供完，只剩五千块生活费。”

他愣住。五千块，三口之家，一个月。可那男的笑着说：“没事，房子买到了，就安心了。”

“安心”这两个字，在北京太贵。

有一次，他接待一对年轻人，结婚前想买刚需房。谈贷款、谈中介费、谈装修预算，女方打电话向母亲借钱，一遍一遍重复：“我一定会还的，妈，我一定会还的。”那声音哽咽到几乎破音。他在旁边装作没听见，心却一阵一阵发酸。

后来他说：“我不太喜欢做刚需单。”不是因为不好赚，而是太累。每一次成交，都是一次抽筋扒皮的过程。那些年轻人掏空所有，换来一把钥匙，走出签约大厅那一刻，神情像刚逃出火场。

“他们以为自己终于拥有了未来，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压力。”他说。

可这压力，是中国人主动选择的。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中国人的居住焦虑报告》中提到，房子对中国人来说，不只是居所，而是一种“社会身份证”。有房，意味着稳定、婚姻、教育、体面；没房，就像没根。

所以人们宁可把命抵上去，也要留在城市里。

他卖过最贵的一套房，1500万。客户是个海南女房产商，四十岁，单身。她买下那套房，只为送给侄女。签合同那天，朋友想帮她砍价，她笑着说：“人家中介也要吃饭，不砍。”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那些哭着买房的人更自由。

但更多时候，故事不这么体面。

他遇到过一个中年女人，走进门就哭。她说老公出轨，要离婚，房子是婚前买的，她没签字，男方却要强卖。她快四十岁，带着孩子，无业。他们经理劝她：“不签字，谁也卖不了。”女人哭着走出门，走路都晃。经理叹气：“咱们不敢卖，别的公司就不好说了。”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房子”的阴暗一面。它既是庇护，也是刀刃。

他总结过一个规律：真正靠自己买房的年轻人，他几乎没见过。99%都要靠家里支持。北京的海淀区，一平十万，三居室要一千多万。年轻人的工资再高，也敌不过每月房价的涨幅。

有人说，买房让人安定。可他见到的，是一批批人因买房失眠。

他记得有个男人，在签完合同的晚上跑去喝酒，喝到断片。他说：“兄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买了个家，还是买了个牢。”

他说这话的时候，笑着，眼角湿了。

北京的楼市就像一个无声的竞技场。有人冲进去，有人被挤出来。有人以为买了房就能扎根，却发现根深处早已绑上了债。

可他也见过光亮。

那个八十岁的老人，如今已经不在了，儿子还住在那套三居室里。那房子后来涨到八百万。每次经过那片小区，他都会想起老人的话——“得赶紧给孩子买个好点的房子。”

那句“好点”，成了几代中国人的执念。

他常说，北京不是一个城市，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你是谁，也逼着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留下，就得付出代价。

他有时会想：如果有一天房价不再高，会不会还有那么多人想来北京？

他自己已经不再卖房了，搬回了地上，有了阳光、窗子和呼吸的空间。有人问他：“你不卖房了，不怕没收入吗？”

他笑了：“我这几年，看够了人为了房哭。我也想看看，不买房的人，能不能笑。”

窗外的天正亮，他合上那本旧合同本，叹了一句——

“其实我们要的，不是房，是能安心睡觉的夜。”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