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北京阴得不像话。空气像被掺了铅，压得人喘不过气。李诞推开笑果文化那扇玻璃门的时候，手心有汗。他的衬衫皱了，头发乱着，整个人看起来有点“被生活打了个趔趄”的样子。他冲前台笑笑，那笑像被风吹散了的烟，轻得几乎要没了。他说，最近的日子，挺不好熬。

这不是第一次。自从疫情那年起，李诞的笑变得越来越“轻”，轻到像是在逃。外界都说他“佛”，说他“看透”，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无力感太久以后的钝化。2020年，《吐槽大会》的舞台上，他那句“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让人笑了，也让人心酸。那年，他叹气六次，苦笑八次，“怎么办”说了三次。那不是表演，是本能。

那一年，他最熟悉的兄弟池子离开了笑果，公司陷入舆论；新人卡姆被捕，公司再次被卷进漩涡。连续几个月，李诞都睡不好觉。手机一响，他的胃就开始打结。他知道又出事了。他说自己不是怕出事，而是怕解释。怕那个本来就说不清的“对与错”，再一次把他推到人群中央，让他不得不笑着解释，明明他一点也不想笑。

他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这半年让我流眼泪的事太多了。我号称是给人带来快乐的，这半年过得像在考试。”那句“我还行”，像是写给世界的，也是写给自己的。他在广告堆里夹了那么一句真话，像一个不小心被人看到的漏洞。那是一个搞笑艺人最认真的时刻。

李诞的“挺住”，不是一句口号，是他每天在心里默念的活法。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艺人。少年时，他在草原上放羊，夏天辽阔，冬天无边。他说那时候最深的记忆，是炉火里噼啪的柴声。火光映在他脸上，一闪一闪，像是命运的前奏。他一直以为自己会成为文学家，用文字去对抗虚无。那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去适应，只去表达。

他读书，读哲学，读卡夫卡和村上春树，读到深夜，觉得这个世界荒诞得像个玩笑。他想离开那片草原，去更远的地方。于是他考大学，去了华南农业大学。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横穿中国，2600公里。他在车厢里看窗外的风景，一种莫名的决心在他心里生长。

大学里，他成了那个“奇怪的人”。别人谈恋爱，他谈理想；别人打游戏，他读尼采。他喝酒、写诗、写段子，用酒精稀释痛苦，也用文字寻找出口。那时候的李诞，纯净得近乎固执。出版人来找他出书，他拒绝，说：“我写的都是垃圾，给我钱我也不干。”那时候，他觉得广告是一种背叛，钱是一种污染。

可是后来他明白，理想主义也要吃饭。

2012年，他去了南方报业。那是他梦里的地方，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但有一天，他在电梯里听到两个记者在讨论怎么“托关系买火车票”。那一刻，他笑了，心也凉了。他说，那天他第一次明白，神坛上没有神。所有人都在苟且，所有理想都要交税。

从那之后，他变了。离开报社，去了奥美广告。那是一个纯商业的世界。他开始写广告语，接商务，熬夜提案。理想不见了，但他第一次赚到了钱。钱带来的不是快乐，是安稳。他说：“穷会让人产生幻觉，觉得自己有道德。”

就在那时，《今夜80后脱口秀》找到他。他犹豫了。因为那不是他想做的事，但稿费高。几十个字能换上千块钱。他去了。后来他成了全公司写稿最快的编剧。别人写一周，他一晚上搞定。他说：“喜欢的不一定能活，能活的不一定喜欢。”

他把理想放下了，但没完全放弃。

李诞写段子的时候，有一种残酷的精准。他知道笑点在哪里，也知道痛点在哪里。笑果文化的程璐说：“他太轻松地就能做到顶级。”但李诞知道，那不是轻松，是代价。每一个笑话，都是拿自己的一块肉换的。

他笑的时候，眼神是空的。那种空，不是空洞，而是太满——满到没有地方放。

2017年，他红了。《吐槽大会》让他成了“脱口秀的代名词”。那年，他被称作“诞总”，成了股东，坐进了会议室，也被推到了镁光灯下。那个曾经不屑于广告的文学青年，开始在节目中卖洗发水、卖饮料。网友说他变了。他笑笑说：“市场经济嘛，有人喜欢就有价值。”

有人问他：“你不怕俗吗？”他说：“俗有什么错？俗是活下去的方式。”

他开始调和理想和现实的比例。写段子的时候，他依然保留锋芒，但说话的方式变得柔软。以前他会在网上吵架，现在他选择沉默。以前他写诗，现在他在微博上写：“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挺住。”

他开始懂得温柔是一种更高形式的锋利。

那年，他在节目里说：“人不想被绑架，最好的办法不是反抗，而是主动把自己绑起来，显得自己很自由。”这句话后来成了无数人转发的金句。其实那是他自己的生活注脚。

他懂得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他在节目里调侃社会，却从不越界。他在镜头外继续写诗，却不发表。他说：“人间不值得”，却又每天去面对人间。那种矛盾，本身就是他的生命方式。

有人说他是“人间清醒”，但清醒也会让人痛。他靠酒麻醉自己，也靠工作救自己。王建国说：“现在的李诞，不像以前那么凶了。”李诞笑着回应：“凶有用吗？现在谁不怕麻烦。”

2020年，他再一次被命运拎起来摔在地上。疫情让所有演出停摆，公司陷入危机。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在公司睡沙发。朋友劝他休息，他说：“不忙会更慌。”

后来赖宝去世，他在微博上写：“一路走好。”短短四个字，却像刀子。那是他少有的失声。他知道，生活的残酷不在于风暴，而在于风暴之后还要开会。

那年夏天，《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开场，他说：“没想到这家公司还在。”全场笑了，只有他没笑。

笑果文化那几年起起伏伏，李诞像个撑篙的人，站在湍急的水流上，风一吹，人就晃。他靠幽默平衡，用冷静保命。别人看他嬉笑，他自己知道那是求生。

他曾在一次内部分享会上说：“脱口秀不是笑，是诚实。只不过这个世界不爱听真话，所以我们学会用笑的方式说出来。”那天，他让编剧们去读王朔的《我看大众文化》。他说：“清高救不了你们，能活下来的，才有资格谈理想。”

2021年，他写了一本书，又写了一本《工作手册》给公司年轻编剧。有人问他：“你现在还写诗吗？”他说：“偶尔写，但写完不会发。给自己看的。”

那是他给自己的逃生舱。

在一个节目里，主持人问他：“你现在幸福吗？”他想了两秒，笑着说：“幸福是一个危险的词，听起来就像要出事。”那句回答，让现场一瞬间安静。

人到中年，李诞不再追问意义。他说：“生活没意义，但可以有趣。”

他曾经想用文字改变世界，现在他只是想活得像个人。

他知道理想主义的人，最后都得和现实谈和。谈成了，是智慧；谈不成，是命。

这几年，他依然忙。忙录节目，忙带新人，忙在行业里给脱口秀续命。他说：“这行业不能死，不然我就得回去写广告。”大家都笑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玩笑。

他有时候深夜发微信给老朋友，说：“还好还好，至少还活着。”

有一次他喝多了，对王建国说：“我现在也没什么信仰了，但我信一句话——挺住。”

那一刻，没人再笑。

挺住，是他给自己的命令，也是他给这个时代的回答。

他知道，理想可能碎，行业可能塌，人可能被误解，但日子还得过。

生活不是诗，是一场长跑。

每个在深夜里笑着的人，都有一部分灵魂在哭。

但哭归哭，明天还要上班。

李诞知道，他不能倒。他身后是行业，是团队，是那些曾经被他带笑的人。

所以他还在笑。哪怕那笑里已经有疲惫，有破碎，也有一丝坚韧。

人问他：“你不怕被忘记吗？”

他耸耸肩：“我怕，但没空怕。”

窗外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北京的夜又开始转动。李诞走出办公室，拉上外套，点了一根烟。烟雾绕过脸，消失在风里。他说了一句没人听到的话：“挺住。”

风很冷，街很长，命还要继续。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