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的香港，街灯还亮着。雨后的空气有点潮，路边的广告牌映着湿漉漉的光。那天，38岁的伍伟乐坐在驾驶座上，发动机低鸣，他看着自己胸前那枚“职员编号”的徽章，愣了几秒，才拉动方向盘。公交车缓缓驶出总站，晨光一点一点落在他脸上，像是一种迟来的照亮。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电视城的样子。那时的他，二十出头，头发打着发蜡，笑起来有几分像谢霆锋。被叫“亚视谢霆锋”的那几年，他拍戏、主持、上节目，生活虽然不算大红大紫，但也能在人群中被认出来。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年轻时是甜的。

可他没想到，镜头后的光，会熄得那么快。

2016年，亚视经营不善，大批演员被解约。他也是其中之一。那天，他签完字，从大楼出来，天特别亮，他却觉得那光刺眼得发痛。

从那以后，他成了自由人。有人说他是“曾经的明星”，也有人说他“早该转行”。但他还在咬牙撑——婚礼主持、商场活动、儿童派对，他几乎什么都接。只要能赚一点，他都愿意。

直到疫情袭来。那几年，香港娱乐业的线下活动几乎停摆。舞台没了，节目没了，账单没停。

他有妻子，还有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一个月基本开销三万。”他在采访里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读别人故事。可知道的人都明白，那平静背后是夜以继日的焦虑。

他开始投简历。有人建议他去做保安，有人说可以去当售货员。但伍伟乐摇头，他说：“我想找一份稳定的、有尊严的工作。”

于是，他报考了香港的公交司机培训班。

同学里有刚退伍的、有失业的、有欠债的，也有像他一样，中年重启的人。刚开始实习的时候，他笑说：“我这辈子上过舞台，也开过巴士。一个是掌声，一个是喇叭声。”

有人问他，落差大吗？他想了想，说：“大。但我没工夫去想。”

他戴上帽子、口罩、眼镜，没人认出他。偶尔有老乘客看着他熟悉的眉眼多看一眼，他就转头装作专心看路。

那天，有记者问他：“被认出来，会尴尬吗？”他笑了笑：“在鞋店打工时被认出来，客人还故意刁难。我懒得理他们。”

他停顿了下，说：“现在，我只想养家。”

这一句，干净利落。

他的故事，让人想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成年人，哪有什么风光，只不过是在现实里咬牙行走。

靠自己吃饭，真的不丢脸。

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研究中，有个“尊严曲线”的概念：当一个人开始承担家庭责任后，他的尊严感更多来自“能否养活别人”，而非“别人怎么看自己”。这话听着有点冷，但真实得刺心。

我的朋友茜茜也经历过类似的考验。她和丈夫都做外贸，疫情后几乎没订单。她焦虑得夜里睡不着，丈夫却在客厅打游戏。她劝丈夫去送外卖，他拍桌子：“我一个大学生，怎么能送外卖？”

那天，茜茜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她自己注册了账号，穿上外卖服骑上电动车。

她说：“我不是要他丢面子，我是要孩子有饭吃。”

几个月后，丈夫也开始跟着她送单。那时候，他才真正理解——面子不是饭，责任才是。

龙应台在《亲爱的安德烈》里写过一句话：“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打肿脸来冒充胖子。”成年人，最难的不是放弃尊严，而是学会区分：哪些是自尊，哪些只是虚荣。

很多人以为放下面子就输了，可真正的失败，是你为了面子失去了活路。

就像伍伟乐。他放下“艺人”的头衔，换上“司机”的制服。别人看到的是下坠，他看到的是重新起步。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反向成长”。意思是，当人经历身份坍塌时，只有主动选择退一步，才能重新获得控制感。伍伟乐做的，就是这种反向成长。

他有段话我印象很深：“重新做人，是辛苦的。但辛苦，总比无力强。”

这句话，像一记清醒剂。

香港有上万人失业，有的去送餐，有的卖保险，也有的像伍伟乐一样开公交。社会学家周保松说过：“真正的尊严，不在职业，而在选择面对困境的姿态。”

面对生活，能不躲，就是一种勇气。

我认识一个在深圳的工程师。项目解散后，他去夜市卖煎饼。起初，他怕被同事看到，晚上九点才摆摊。后来，他干脆拉了横幅写“前阿里工程师煎饼首发”。结果生意火了。

他说：“我不怕掉面子，怕掉生活。”

很多人到中年才懂：所谓体面，不是你穿得多好，而是你能撑得多稳。

社会的冷漠，在于它只看“成就”，却不看“过程”。

有一年，日本经济新闻做过调查：在失业后选择体力劳动的人中，超过六成在两年内重新回到专业岗位。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愿意先活下来，再谈尊严”。

伍伟乐的决定，也是这样。

他每天早上五点出车，晚上十一点收车，路上遇到老人上车慢，他总是起身去扶。偶尔停靠站，他会拿出保温杯喝口水，顺手擦一擦方向盘。

“有人骂司机傻，我不介意。”他说，“至少，我每天都能回家看孩子。”

那句“回家看孩子”，让我沉默很久。

责任有时不体面，但它让人有底气。

每次看到有人嘲笑他“从明星变司机”，我都想问：难道一个人只能往上走，不能绕回生活？

在社交媒体时代，太多人被“体面焦虑”绑架。职业、收入、标签，似乎成了衡量人生的唯一尺度。可在真实的世界里，一个人扛起家，就是英雄。

法国作家尤瑟纳尔说：“世界上最肮脏的，是自尊心。”那种死撑的自尊，其实是恐惧。怕被看轻，怕被笑话，怕承认自己不再是曾经的自己。可真正的自由，是敢于承认。

有一次，伍伟乐带着孩子坐在公园。小儿子问：“爸爸，你以前拍戏是不是很帅？”他笑着说：“以前是，现在也帅，只是换了制服。”

孩子咯咯笑。那一刻，比所有红毯都闪亮。

我们总以为，尊严在掌声里，其实它藏在一个人默默承担的日子里。

这个世界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人要吃饭，要养家，要心安。你能做到这三件事，就已经赢过大多数人。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但我想补一句——成年人最该治愈的，是那份“要强到不肯低头”的执念。

有时候，放下面子，不是低头，而是看清脚下的路。

有时候，转行，不是失败，而是重启。

人这一生，总要有几次，重新做人。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