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旧金山的街灯亮着，玻璃窗上映出贝佐斯的脸。他对着镜子轻声说了一句：“We fight entropy.”那一年是1998年，亚马逊刚刚起步，所有人都在劝他“稳一点”。可他偏要反其道而行，明明还没赚到钱，却把钱砸进了研发系统和客户体验。别人以为他疯了，他却在那一刻，看到了企业与生命的共同宿命——如果不主动对抗熵增，就会被熵吞噬。

对抗熵增，这四个字听起来像物理，却最像人生。薛定谔说：“生命以负熵为生。”换句话说，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在抵抗混乱、对抗停滞。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也提到：“组织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自己走向衰败。”这不是宏大的理论，而是每个人的日常。家里从干净到凌乱，身体从灵活到倦怠，热情从高涨到冷淡，都是熵增的样子。

想想看，那些我们称为“活得明白”的人，往往并非天赋异禀，而是他们懂得让自己始终处在“反熵”的状态。信息不断输入，能量持续流动，思维不陷入封闭，情绪不过久滞，他们像一座永远开着窗的屋子，风一吹，灰尘就散了。

有人说，人的衰老并非从皱纹开始，而是从“我差不多就这样了”的那一刻开始。那是生命平衡的陷阱。平衡，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是衰退的起点。系统在平衡中失去活力，正如水在静止中开始腐烂。聪明的人，懂得远离平衡。

杭州有个朋友叫陈卓，曾在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做中层。工作稳定、收入不错、福利完善，看起来没有理由不幸福。可她常说：“我越来越害怕每天都一样。”后来她做了一个小实验：每天早晨地铁上，不再听娱乐节目，而是听十分钟TED或哈佛商业评论。两周后，她在会议上引用了一段《麻省理工管理评论》的研究，关于“心理安全感与团队绩效”的关系。那天，她第一次被上级记住了名字。那种成就感让她有点惊讶，也有点后悔——原来她浪费了那么久在自动驾驶的人生里。

这就是第一个可执行的小动作——给自己制造信息流。哪怕只是十分钟的新输入，也能改变认知的走向。信息流是对抗熵增的第一步，因为封闭系统必然混乱，开放系统才有秩序。

有趣的是，她后来因为这场“小实验”获得调岗机会，被派往上海分部。新环境的压力几乎让她崩溃。她第一次感到恐慌：每个会议都听不懂，文件全是新术语。但她没有逃，而是做了第二个实验——每天写下三个“今天听到的新词”，回家查出处，写一句自己的理解。三个月后，她能独立主持项目。

这就是“远离平衡态”的行动版。熵增的反义词，不是忙碌，而是成长。真正的成长，永远带着恐惧的味道。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在《思维模式》中提到：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会把挑战当作练习，把失败当作反馈。她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中发现，学生在遭遇挫折后，如果教师只表扬他们的天赋，进步几乎为零；但如果表扬他们的努力方式，学习成绩平均提升了30%。成长的关键不在天赋，而在信念。那是对熵增最温柔的反击——用信念对抗退化。

可惜，大多数人选择了另一条路。存量思维，是熵增的温床。人们喜欢囤积——囤积安全感、囤积旧关系、囤积经验。可任何不流动的存量，终将腐坏。1975年，柯达的工程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却被高层否决：“没人想在电视上看照片。”三十多年后，这家公司被自己发明的东西淘汰。那是一场典型的“拒绝流动”的悲剧。

流量思维的核心，是让自己始终与外部发生能量交换。华为在1997年引入IBM、埃森哲、波士顿咨询的管理体系，被外界质疑“丧失本土特色”，任正非却说：“我们不是被改造，而是在吸收。”从那一年起，华为连续十年研发投入超过收入的15%，累计研发支出超两千亿人民币。信息流、能量流、人才流，三流并发，才是企业级的反熵。

而对个人而言，这种流动未必宏大。比如，有人开始“终身学习”。这不是口号，是行动频率。每天读一点，每周写一点，每月复盘一次。微小的学习会形成“思维的复利”。研究显示，一个成年人如果每天投入30分钟刻意学习，一年将多获得180小时输入，这相当于完成4门大学课程。知识的积累不是靠爆发，而是靠常温发酵。

但有趣的是，终身学习的关键并不在“学”，而在“忘”。旧知识要被新知识替换，旧路径要被新路径推翻。就像iPod之于苹果。乔布斯在2007年主动放弃iPod的主导地位，推出iPhone。那一刻，他毁掉的是自己的一部分荣光，却点燃了下一段曲线的火焰。真正聪明的人，都明白：颠覆自己，是保持活着的唯一方式。

我曾经在一家传媒公司任职，那年公司策划部业绩很好，领导提议“不要变，保持住”。我们都松了口气，以为稳定意味着安全。半年后，同行的短视频平台兴起，我们的策划案全被淘汰。那时我才明白，平衡不是护身符，而是缓慢的毒。

后来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训练：每当一件事让我太熟练、太轻松，我就换一个更难的版本。写文案写顺了，就改写一篇不擅长的专题；沟通太顺利，就去主持一次陌生的活动。那种不适感像冷水泼脸，但每次都让我意识到：成长的起点，从来不是顺，而是乱。

这就是“远离平衡态”的第二个小实验——定期制造陌生。陌生让系统活着，让自己保持低熵状态。

可惜，不是每一次突破都顺利。曾经，我尝试用英语写公众号稿件，以为这样能“国际化”。结果阅读量暴跌，几乎没人看。那次失败像一记闷棍，让我重新反思：对抗熵增，并不等于盲目求新。创新要有回路，要能被吸收转化。于是我改为“英文写作，中文表达”，把思维过程保留在外语逻辑里，再用中文呈现。奇妙的是，内容更有层次，读者反而暴增。这是一次失败后的返工，也是思维结构的优化。

有时候，反熵不是推翻，而是重组。就像自然界的“耗散结构”理论——系统远离平衡，通过与外界交换能量，在混沌中形成新的秩序。我们的人生，也需要这样的“自组织能力”。

可人最怕的不是混乱，而是对混乱的恐惧。太多人希望一切可控，路径清晰，结果确定。可确定性，正是熵增的温床。真正活着的人，敢于面对不确定，甚至享受不确定。那种不确定让他们像风中的火，越吹越亮。

当年，普利高津因为耗散结构理论获得诺贝尔奖。记者问他：“您研究的是秩序的诞生，还是混乱的必然？”他笑着说：“二者相依。没有混乱，何来新秩序？”这句话后来被MIT管理学院选入《系统动力学导论》的开篇语。

如果你仔细想，人生何尝不是这样。我们一边坍塌，一边重组；一边衰老，一边焕新；一边丢失热情，一边重新点燃。对抗熵增，不是一次战斗，而是每日修行。

有个读者给我留言：“我三十岁，工作稳定，婚姻平淡，生活像放进冰箱的苹果，看起来还好，其实早就不新鲜了。”我问他：“你最近一次尝试新事物是什么时候？”他说：“可能是大学。”那一刻我没回话，只想到一句话——“有人二十岁就死了，只是八十岁才埋。”

人生最残酷的熵增，不是身体老去，而是灵魂不再呼吸。当一个人不再好奇、不再学习、不再颠覆、不再感动，他就已经开始在熵增的时间里，慢慢消散。

要想活得有力，就要像贝佐斯那样，保持“反熵”的姿态；像华为那样，持续输入能量；像乔布斯那样，敢于颠覆自己；也要像那个地铁上的陈卓，每天挤出十分钟，留给成长。

人生的负熵，其实就藏在这些微小的动作里——一次学习、一场反思、一段不舒服的对话、一场失败后的重启。

人可以死于安逸，也可以活在混乱里重生。前者叫熵增，后者叫成长。

也许答案未必立刻出现，但愿我们都能在对抗熵增的路上，保有那一点燃烧的心意。因为那正是生命的温度。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