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地铁上，听见两个年轻人聊天。一个说：“我再也不想上班了，每天都像被困在笼子里。”另一个笑：“那你去做自由职业啊，多自由，多爽。”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疫情那阵子，朋友圈里也在流行这句话——“打工不如自由，工资不如自由。”可后来，那些最早喊着要自由的人，有的回了公司，有的去送外卖，还有的，彻底消失在朋友圈。没人再提“自由”，仿佛那是一场集体的幻觉。

我不是在讽刺谁。只是后来我发现，那些真正能靠自由吃饭的人，从来没在谈“自由”，他们谈的是——“责任”。

在疫情最严重的那几个月，我认识一个女孩，叫阿祺。她在家做插画，刚辞职那会儿，兴奋得不行。早上睡到十点，下午追剧，一杯咖啡配着画板，觉得人生终于找到了节奏。但一个月后，她的状态开始崩。客户少、稿费低、作息乱、效率低，她每天都在焦虑中熬夜。后来她对我说：“我发现，我不是想要自由，我只是想逃避。”

她这句话，我记了下来。

人们常常误以为自由职业意味着“掌控时间”，其实它更像一面镜子，把你真实的自律程度照得一清二楚。

2020年，《国家治理》周刊发布了一份《自由职业者生存发展报告》，数据显示，超过六成自由职业者在工作两年内出现过严重的拖延与焦虑，其中35%的人因为“作息失控”导致收入下滑。换句话说，失去外部约束的人，往往也失去了内部的节奏。

唐家三少曾在《人物》杂志的专访里说过：“我写了十二年小说，每天写七八千字，从没断更，一年敲坏五个键盘。”那段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是自由职业的真相——越是自由，越需要自我约束。

阿祺后来逼自己早上八点起床，穿戴整齐坐在桌前，不管有无灵感，都要工作四小时。刚开始那几天，她画不出东西，只能盯着白纸发呆。但第七天，她终于画完一张满意的作品。那种感觉，她说像“重新长出了骨头”。她把这段经历写进社交平台，评论区炸了，很多人说：“你让我看到自由职业的另一面——它不浪漫，但很真实。”

我觉得那是成长的标志：你开始接受自由不是放松，而是一种更高强度的秩序。

还有一个问题，经常被忽略——能力。

疫情那年，很多人开始做副业：写公众号、拍短视频、做电商。表面看门槛低，人人可入；但数据告诉我们，能靠这些活下来的人极少。BOSS直聘发布的2022年自由职业白皮书显示，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自由职业者占比不到20%，而大多数人月入不足5000元。自由的另一面，是极度的不稳定。

我认识一个自由撰稿人小苏，她从辞职到稳定收入花了整整两年。那两年，她几乎每天都在写稿。投出去的稿子，十篇能有两篇被采用，一篇稿费五百。她说：“那时候我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不行？”我问她后来是怎么挺过来的。她笑着说：“我给自己设了一个小实验——每天写一篇短评，不管有无灵感，坚持三个月。”

三个月后，她的文风变得更锋利，写作速度也提升了一倍。有人在公众号上看到了她的作品，邀请她写专栏。那年年底，她终于靠写作养活自己。她说：“我以为写作是天赋，后来发现是耐力。”

这个“耐力实验”，其实每个人都能做。每天用固定时间，做一件能积累的事，不管结果，只管过程。三个月后，你就会看到自己变了。这是自由职业者的生存法则：验证比幻想重要，积累比灵感可靠。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无回应”的阶段。

我认识的另一位朋友老刘，是摄影师。他辞职后做独立接单，起初靠人脉还能接点活。疫情来了，活动全停，他三个月零收入。那段时间他天天失眠，想重新去上班，但又不甘心。一天，他决定做个尝试：把自己拍的旧照片整理成专题，发到社交平台。没想到，一个品牌找上门，付了稿费。老刘后来对我说：“我以为自由职业就是自由赚钱，其实是被动创造机会。”

他也经历过失败。某次他接了个客户，合同没签清楚，对方拖了尾款。那次损失不大，但他开始学着写合同、学维权、学谈判。有人笑他“太认真”，他说：“我不认真，就得吃亏。”

自由的代价，就是你得一个人承担原本由整个公司承担的麻烦。

我在采访不少自由职业者时，发现他们都经历过类似的“返工期”——被客户刁难、被项目砍单、被算法打击。每一次打击，都是一次系统修正。怕麻烦的人，是做不了自由职业的。

但怕麻烦，其实很人性。

疫情期间，有个设计师詹妮在网上写下自己的故事。她签了一个项目，对方要求她签“终身保密协议”，并要求不署名。她那时天真地觉得“能挣钱就行”，结果作品被盗用，她连申诉都没依据。那次之后，她开始学习合同法，研究授权条款。半年后，她开了自己的工作室，第一件事是请律师帮她制定标准协议。她说：“那天签完第一个规范合同，我觉得自己才是真正开始做自由职业。”

这话特别有力量。因为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知道自己该为什么负责。

还有一类人，永远被忽视——没有存款的人。

疫情三个月，太多人第一次感受到“每天都在花钱但没进账”的恐惧。知乎上一个自由撰稿人写道：“第一个月零收入，第二个月两千块，第三个月四千块。那时连房租都不敢签长约。”这不是个例。根据《2021中国自由职业者调研报告》，有近60%的人在职业初期月收入低于上班时的一半。

你要明白，自由职业不是创业成功学，它首先是一种财务实验。

如果你连三个月的生活成本都拿不出，那“自由”二字就太奢侈。真正理智的做法，是在现有工作中先验证自己的副业能力，哪怕一个月只赚一千，也比盲跳安全。那是一种风险测试，更是一种自我觉察：你到底适不适合独立生存。

但最难的一关，不是钱，而是孤独。

很多自由职业者，起初以为自己能适应独处，可当他们连续几周没有对话、没有反馈、没有同事午餐时，才发现那种孤独不是浪漫，而是噬心的。

有个自由翻译员曾跟我说：“我连想跟人说句话，都得发朋友圈。”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习得性乐观》里提到，一个人长时间缺乏社会连接，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自我效能感减弱。这不是夸张，而是统计学的事实。自由职业者若不主动建立“支持系统”，极容易陷入孤岛。

阿祺后来找到一个同行社群，每天和大家汇报进度。有人鼓励，有人分享失败。她说那是她“自救”的开始。

自由职业不是远离社会，而是重新与社会建立联系。

疫情后，她开始用“合作”取代“单干”。帮别人画封面、协作设计、一起谈项目。她发现，原来自由也可以是群体的。她的收入开始稳定，精神状态也好了。她说：“我终于明白，孤独不是自由的必修课。”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自由不是孤立，而是连接的另一种形式。”

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她第一次接到大项目时，父母还以为她“在家没正事”。直到她拿出合同和账单，母亲愣了几秒，说：“我以为你只是画着玩。”那天她发了一条朋友圈：“我靠自由养活了自己。”

那不是炫耀，而是宣告。

她后来告诉我：“其实我现在也不完全自由，但我能决定努力的方向，这就够了。”

我相信她，也相信这世上所有努力活着的人。

经历疫情，我们都更清楚了一件事——自由不是逃离束缚，而是承担选择的重量。

不自律，就会被自由反噬；没准备，就会被风险吞没；怕麻烦，就会被现实教训。真正撑起“自由职业”三个字的，不是浪漫，而是韧性、理智、和一点点野心。

有人问我：“那是不是没人该去做自由职业？”我说：“该去的人，早就在路上了。”

他们不会喊“我要自由”，他们只是默默做事。

因为他们知道，自由不是特权，是责任。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