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老马还在三环线上打转。副驾驶放着收音机，主持人在讲一个热搜话题——“为什么‘剩男’多半因为穷，‘剩女’却什么类型都有？”老马呵了一声，叼着烟，挤出一句话：“因为女人往上嫁，男人往下愣。”声音被窗外冷风卷走，留在车厢里的一句话，像一阵叹息。其实，这个问题，中国人早就心里有数，只是没人愿意摊开说。

城市夜太亮，亮得像是要把所有人的孤独都照透。屏幕那头，二十八岁的设计师林佳看着微信上一个又一个婚礼照片，突然有点恍惚。她研究生毕业，年薪三十万，租在国贸旁边的小公寓。朋友说她太挑，她笑笑说：“我只是没遇到合适的。”可她自己知道，所谓“合适”，早被生活筛成了数字。她曾经在一场相亲里，听见对方男人问：“你买房了吗？”她反问：“你呢？”男人摇头，低声说：“那我们俩可能都不合适。”那一刻，她忽然懂了什么叫“上迁婚”的现实版本——不在情感，在算计。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说，人们并不追求幸福，而是追求确定感。择偶也是这样。男人要确定自己能撑起一个家，女人要确定对方能带自己上去。这种“向上”不是势利，而是生存逻辑。经济学家贝克尔早在1981年的《家庭论》中就指出，婚姻是“理性资源配置”的过程。听起来冷冰冰，却是人间真相。

回到现实，我们看见的“剩男剩女”，其实是社会金字塔的侧影。城市的每一层都有女生“剩”下，因为她们希望嫁上去；而金字塔底层堆满了“剩男”，因为没有谁愿意往下。数据最诚实。国家统计局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适婚男性比女性多约30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教育部的数据则表明，近十年女性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上升至55%。数字的背后，是供需失衡：女生越来越优秀，男生却在原地打转。

那天在地铁上，我听到一段有意思的对话。两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孩，一个说：“我妈说我再不找就剩下了。”另一个说：“那你就找呗。”前者苦笑：“找谁？我工资比他高，学历比他高，长得还不赖，我总不能倒贴吧？”那一刻，她的语气不是骄傲，而是疲惫。她明白，优秀有时候是枷锁。

社会学家周晓林教授在2022年一次讲座中提到一个概念——“择偶焦虑的阶层陷阱”。意思是，当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后，她们的择偶圈并不会相应扩大，反而被“上迁婚”的惯性收缩了。简单说，越往上走，可选的男生越少。而男人则恰恰相反，经济地位越高，可选空间越大。

于是矛盾开始出现：女人向上看，男人往下看。一个在爬山，一个在低头，视线永远错开。

有人说，现在的女孩太现实了。其实她们只是更清醒。现实是，房价还在涨，一线城市平均房价收入比已超16；生育成本越来越高，中国育儿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49%。这些数字意味着，婚姻早就不是浪漫的合伙，而是经济的联合体。

我采访过一个女生，叫苏晴。她三十岁，在上海金融圈，存款六位数。她谈过四次恋爱，每一次都因为“未来压力”分手。她说，有一次她和男朋友坐在咖啡馆，对方忽然问：“你愿意婚后住我爸妈家吗？”她沉默三秒，说：“那你愿意婚后跟我住我爸妈家吗？”他愣了几秒，笑笑：“那不太方便。”那天之后，她删了他微信。她告诉我：“我不是要房子，我要的是尊重。”

但现实并不宽容。职场让她更独立，也让她更孤单。她试过下载婚恋App，筛选学历、收入、城市。那一夜她滑了五十多个男生，只有两个匹配，一个离异，一个在外地。第二天她删了App。她笑着说：“我好像成了自己设计的产品，被市场淘汰了。”

相比之下，“剩男”的故事更直白。大多数穷，不是懒，而是无能为力。贵州一个村的光棍李大伟，三十六岁，务农，年收入一万八。他说：“我们村现在结得起婚的男的都在外打工，剩下的都穷。”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9年报告，中国农村光棍率已超过14%，其中90%属于低收入群体。没人嫌他们丑，只是嫌他们穷。

穷，不只是钱包空，而是社交网络的封闭。城市女生不会回头看他，他们也走不出山。婚姻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阶层通行证”，而他们连买票的钱都没有。

但“剩女”呢？她们不缺钱，不缺美貌，不缺能力，却依旧剩。原因很简单：标准冲突。她们想要的男人太少，那些男人想要的女人太年轻。

我曾见过一个相亲场景，在上海陆家嘴的星巴克。一个三十五岁的男经理，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会计。男的问：“你以后想全职带娃吗？”女的反问：“那你愿意全职带娃吗？”空气顿时凝固。两人都没错，只是活在不同的算法里。

心理咨询师刘婷说过一句话：“在婚恋市场上，女性的年龄被高估，男性的努力被透支。”这话刺耳，却是真实。女人在二十五岁被催，男人在三十五岁被卷。时间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

有个女生做过一个“小实验”。她在相亲软件上换了三个身份：一次写“985硕士 年薪30万”，一次写“普通本科 年薪10万”，一次只写“温柔善良，喜欢旅行”。结果第三个身份点赞最多。她得出结论：“男人喜欢温柔，不喜欢竞争。”这个实验听起来残酷，但现实的确如此。婚姻市场的理性逻辑，常常打败感性理想。

不过，也有人反其道而行。我的朋友阿浩，是个程序员。二十六岁那年，他开始给自己定目标：买房、健身、提升沟通力。他说：“我要成为能被选中的那类人。”三年后，他升职、买房、脱单。有人问他秘诀，他说：“先让自己值得被选。”这不是鸡汤，而是策略。

婚姻从来不是公平交易，它更像市场博弈。每个人都在出价、观望、权衡。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自由市场的前提，是理性竞争与信息透明。”可现实的婚恋市场，信息不透明，情感不理性，于是充满误判。

有趣的是，“剩女”有钱有学历，却常被社会苛责；“剩男”没钱没资源，却被社会同情。这背后，其实是传统性别秩序的惯性。几千年来，男人被期待“供养”，女人被期待“依附”。一旦女人有了独立，系统就短路了。

在一次访谈里，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奕斐说：“剩女不是问题，是时代的结果。”这句话我记到现在。社会结构在变，婚姻逻辑也在变。过去婚姻是“生存合作”，如今更像“价值共振”。

如果你非要找一个答案，那可能是——男人被现实困住，女人被理想困住。男人穷，穷在选择少；女人剩，剩在标准高。而“上迁婚”这座看不见的阶梯，让他们都陷在原地。

不过，人也不该被阶层的锁链束缚太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1年的研究指出，婚姻满意度与经济水平的相关系数仅为0.42。换句话说，钱能让婚姻稳定，却未必能让人幸福。

我想起一个中年男人的故事。那天他对我说：“我年轻时穷，娶了一个一起吃苦的姑娘。现在我有钱了，却没法再遇见她那样的人。”他顿了顿，又说：“有钱的时候，人都太多了。”

也想起一个女孩，她在分手那天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曾经以为结婚是终点，现在才知道那只是另一种孤独的起点。”

时代在变，选择也在变。也许，未来的婚姻不再是“上迁”或“下嫁”，而是两个相似灵魂的并肩。只是那一天，来得太慢。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