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火车站，天刚亮，雾气还没散开，一个女孩拎着旧皮箱，站在人群的最末尾。她的头发有点乱，手上是被磨得发红的手提带。她叫王盼，十八岁，第一次离开家。她的火车票，是全村人凑的。每个邻居都出了五十块，那是他们对未来能想到的最大祝福。她说不上自己是开心还是害怕，只知道，如果这趟火车能带她走出村口，她就可能不再回头。

可她不知道，车窗外消失的，不只是家乡，还有那个“上大学就能翻身”的梦。

王盼的故事，来自纪录片《出路》。拍摄于湖北赤壁，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镇。导演陈为军跟拍了三年，拍下了三个身份不同却命运相似的人：一个高考生、一个大学生、一个老师。三个人的生活像三条线，绕了一圈，竟又缠成了一个结。

那一年，中国本科录取率4%，月薪超过5000元的人，也只有5%。可社交媒体上，仿佛人人都有文凭、人人都能出国。看似繁华的时代，其实藏着巨大的不对称。有人拼尽全力，只为能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可那条起跑线，早被价格标好。

王盼家里种田、烧砖。父亲有些智障，母亲右臂残疾。两个人加起来，一天也赚不了五十块。家里的电饭锅是邻居送的，电视机是捡的，连厨房的窗纸都是旧报纸糊的。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只要王盼能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

成绩出来那天，她考了388分。她明白，这个分数意味着：一本没戏，二本没戏，三本太贵。可她不敢哭，因为哭也没用。回家后，母亲只是拍拍她的肩，说：“没事，考不上，再想别的法。”嘴上说着没事，第二天就去镇上借钱。为了让亲戚愿意帮忙，她甚至摆了一场“升学宴”。那天，来的人很多，桌上摆着六道菜，王盼一边笑，一边低着头。她知道，那些祝福，带着债。

“上大学，是为了脱贫。”她说。

这句话看似朴素，其实刺痛人心。对穷人来说，教育不只是出路，更是最后的赌注。可是，当教育成了奢侈品，这场赌局，早就被资本操盘。

陈为军在纪录片里拍到另一个人，叫王振祥。他在一所民办学校教书，校名叫“宏博软件教育”。听起来挺高级，其实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培训机构。

他在讲台上穿着西装，喊着“知识改变命运”；可下了讲台，对着镜头苦笑：“我们是公司，不是学校。把学生弄进来，交了钱，再弄走就行。”

他的工作是“招生”，每年要去农村做上百场宣讲。讲稿的模板统一，PPT的图片全是网上搜的图书馆、实验室、教学楼。学生家长不懂，他们看着那些光鲜的画面，以为孩子要上大学了。于是，掏出一辈子的积蓄。

有一次，王振祥在镜头外叹气，说：“我白天昧着良心工作，晚上回到旅馆，才能做个人。”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天刚亮，窗外传来广播：“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

这样的“出路”，像一场骗局。贫穷的家庭把希望交出去，教育机构把利润收回来。学生带着贷款毕业，找不到工作；老师拿着提成，继续招下一个学生。循环往复，像一个巨大的闭环。

纪录片拍到第三个人，叫万超，毕业于武汉的一所民办大学。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拎着简历，在人才市场里排队。那年，他写下自我鉴定：“我相信自己能面对社会，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绵薄之力。”这句话写得真诚，也带着某种单纯的悲壮。

可现实没给他机会。

他投了几十份简历，没人要。有人当面说：“我们只收211以上的。”他笑着点头，转身在角落里抽烟。那烟是朋友递的，他舍不得买。

后来他找到一份财务清算的工作，工资1500。试用期三个月，他每天加班到凌晨，仍然被辞退。那天，他蹲在街边，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我以为大学毕业，就能有工作。”

他没错。错的是，这个社会让他以为“大学”意味着“体面”，却没告诉他，“体面”是要用资源换的。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58万人，就业竞争创下历史新高。民办院校的就业率普遍低于60%，部分专业低至40%。所谓“学历红利”，早被稀释成“学历通胀”。你以为自己拿到门票，其实那扇门，早就锁死。

万超后来成了“蚁族”，挤在城郊的群租房里。晚上他和朋友挤在两米的地铺上，墙壁渗水，天花板脱皮。他说，只要能留下，就算成功。

你看，这就是现实：对农村孩子来说，上大学是脱贫；对城市孩子来说，上大学是起点。

当教育不再公平，贫穷就会像遗传病一样代代相传。

那天，导演问王盼的母亲：“你唱过那么多别人的哭灵歌，能不能唱一首自己的？”

她想了很久，唱道：“看到别人都把学上，我的心里都羡慕得很哪，也想背个书包上学哪……”

那一刻，摄像机没有对准她的脸，而是拍着地上的砖。那是她的命，也是她女儿的命。

教育原本是桥，如今却成了墙。

在宏博倒闭那一年，湖北又新批了十几所民办高校。资本换了壳，继续招生。王振祥失业没多久，就被另一家挖走，继续做宣传。他说：“没办法，我也要活。”这句话像是在自我辩解，也像是整个系统的注脚。

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在学生不努力，而在机会不平等。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村地区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占全国总人数的52%，但进入一本院校的比例不到20%。城市学生上名校的几率，是农村学生的三倍。

有人说，这是能力差距；其实，这是起点差距。

如果命运是一场跑步比赛，那些出生在城市的孩子，从出生就站在终点的影子里；而像王盼这样的孩子，还在为买得起一双跑鞋而努力。

教育是他们唯一的梯子，可梯子的另一头，通往的是天花板。

那天，我看到一个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中，有六成来自县城及以下地区。而他们中，超过一半在毕业五年内回到了县城。有人称之为“下沉返乡”，但那是被逼的选择。

他们没有错，他们只是没有“关系”。

有一次，一个企业家在演讲中说：“现在的年轻人太眼高手低。”台下有人小声回道：“不，是地板太低了。”

那句话像一记耳光，打在所有努力的人脸上。

贫穷不是懒惰，而是成本太高。

上大学对穷人来说，是一次豪赌。赢了，也只是换来一个“努力的机会”；输了，就要背负债务、时间和自责。

纪录片的结尾没有结局。王盼离开的火车开往远方，母亲站在站台上挥手。镜头定格在她的背影，旁白没再出现。有人问导演：“后来她怎么样了？”他摇头，说：“不知道。”

也许她还在城市漂泊，也许回到砖厂帮母亲干活。

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成千上万的复制。

教育本该是打开命运的钥匙，可在现实里，它成了一道筛网，把贫穷的人筛得更细。

那些上大学的穷人，最终输给的不是成绩，而是系统。

也许有人说，时代在变，努力就会有出路。可正如哈佛社会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所说：“当成功被解释为个人努力的结果，失败的人，就被认为是咎由自取。”这，才是最残酷的地方。

纪录片叫《出路》，但它拍的，其实是“无路”。

教育、贫穷、命运，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闭环。王盼想上大学，为了脱贫；万超上了大学，却依旧贫穷；王振祥靠教育赚钱，却也良心不安。每个人都在努力向上爬，却不知，这个循环的出口早被堵住。

我记得有一幕，王振祥对着镜头说：“也许有一天，不用再骗人，也能活得体面。”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窗外传来一阵上课铃声。那声音干净、刺耳，也让人心酸。

这世界从不缺勤奋的穷人，缺的是让他们看见希望的制度。

也许有一天，王盼的孩子不再用升学宴去借学费，也许有一天，万超的下一代能选择工作，而不是被工作选择。

但那天什么时候来，没人知道。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