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西安冬天的天色早已沉下。风吹过操场，旗杆上的铁环叮当作响。那天的晚自习，17岁的李同学被没收了手机。三次走进办公室，第三次，他带着一腔怒意，带着一个少年无法消化的冲动。后来，血迹从门缝里流出，一条生命停在了冬夜的冷光下。新闻里说，那是他补习生涯的第100天，也是周老师教书的第31年。很多人不敢相信——一个孩子，杀了一个老师。而另一个消息在十几天后从南京传来：一名研究生，在导师的实验室点燃汽油，把自己化作一团火。两个方向相反的悲剧，竟都通向同一个出口——教育的崩塌。

我们习惯把教育挂在墙上，写成口号，讲成故事，却越来越少有人问：它还剩下多少温度？

我曾在某个教师论坛上听过一句话：“现在的老师都在求生，而不是在教书。”那是2019年冬天，安徽的一个小城。一个教了十九年的数学老师，跳下了铜陵长江大桥。有人说她情绪脆弱，有人说她压力太大，可熟悉她的人知道，她只是被逼得没了体面。那周她打了个调皮的学生，被家长冲进教室扇耳光；几天后又因调解学生冲突，被威胁“我上面有人”。最后，她在工资卡里留下930元，写着“孩子的体检费已交”。

这是教师的日常。冷漠的家长，沉默的校方，还有一群明知真相却不敢声张的同事。教育系统里最悲凉的一句话，大概是：“别出事，出了事谁也保不住你。”

那一年我去采访一位心理咨询师，她统计过一个数字：在她接触的上千名中小学教师中，超过六成有焦虑与抑郁倾向。她说：“他们看起来坚强，是因为还没时间崩溃。”

而在大学，另一种冷暴力正在上演。研究生们笑称自己是“学术农民工”。导师是老板，项目是工地，论文是KPI。学生们在实验室打工三年，却连论文署名都没有。南京邮电大学那位自焚的男生曾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研究生不是人，是耗材。”讽刺的是，他自焚那天是圣诞节。全世界都在点灯，他点了火。

导师张红梅被通报“严肃处理”，失去导师资格。但在别的大学，新的“张红梅们”仍在复制。一个叫陶崇园的男孩，三年如仆，喊导师“爸爸”；一个叫杨宝德的博士，为导师女儿做家教，为导师洗车，最终走进灞河。每一次死亡，社会都会惊一惊，然后又归于平静。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如今的教育，更多像是灵魂的消耗。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或许，是当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却同时把尊重留在门外；当老师被逼成“服务者”，而学生被宠成“顾客”；当大学的教授成了行政的下属，失去了独立的脊梁。

人大教授张鸣写过一段话：“现在的大学，本质上是行政机关。教授是下属，院长是官员，教育成了权力的延伸。”当一个老师不再有自尊，他自然也教不出有尊严的学生。奴性的传递，就是教育最深的溃烂。

我曾在南方某高校旁听一节课。那是一个知名教授的研讨会。课堂上，学生全程噤声，笔记本电脑整齐地放在桌上，没人敢抬头。教授讲完后，顺手指了个学生：“你来总结。”那学生支支吾吾，教授冷冷一句：“看来你最近没工作。”课后我问那学生：“你为什么不反驳？”他摇头：“她能决定我能不能毕业。”

是的，这就是“师德失衡”的现实：权力大于真理，命令取代启发。

我做过一个小实验。随机找了十位大学生，让他们写下对“好老师”的定义。九个人写的是“讲课好”“对学生好”“不压榨”，只有一个人写：“有敬畏心。”那是一个读教育学的女生，她说：“老师不是神，也不是老板，老师该是人——一个懂得敬畏知识、敬畏生命的人。”

这句话让我记了很久。教育的崩坏，其实不是从制度开始的，而是从失去了敬畏开始的。

在小学，家长对老师没有敬畏；在大学，老师对学生没有敬畏；在整个社会，我们对教育这件事本身，也失去了敬畏。于是，一端是滥权的师，一端是失控的生，中间是一条失温的教育链。

我认识一个中学班主任，教书三十年，最后被迫提前退休。他告诉我：“我现在讲课前，先要想这句话能不能说，会不会被家长录音。”他叹气说：“教育本来是心与心的事，现在成了防与防的事。”

他后来尝试做了个小实验：他要求学生每天写一句“我今天看到的好老师”。他想通过这件事，让学生重新去感受师道的意义。三个月后，他收到一条留言：“老师，我发现你也会难过。”他笑了，说这就是教育。那是一种彼此看见的瞬间，不是规章，不是制度，是心的温度。

遗憾的是，这样的温度，正在被冷却。

教育部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教师心理健康白皮书》里显示，全国范围内有超过40%的中小学教师存在职业倦怠情绪，而在高校教师群体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报告里有一句话很刺眼：“教师群体在精神上已成为最孤独的职业之一。”

而孤独的后果，就是冷漠。冷漠的老师只讲知识，不讲人；冷漠的学生只追成绩，不问意义。我们一边高喊“立德树人”，一边容忍“逼死学生”的导师继续在讲台上微笑。我们一边崇敬“蜡烛精神”，一边嘲讽认真执教的老师“不会变通”。

表面上是价值的错位，实际上是人心的塌陷。

我在云南支教时见过一个乡村老师，教语文，月薪1800。她每天步行两小时去学校，晚上批改作文到凌晨。她的学生作文里写：“老师的头发里有风的味道。” 她笑着说：“那是灰尘。”可当我问她为什么还坚持时，她说：“因为他们还抬头看我。”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师道不在制度，也不在金钱，而在那一双双仍然愿意仰望的眼睛。

有人问，怎么修复？我想，也许可以从两个小动作开始：

第一个是复原敬意。无论你是家长还是学生，请在心里重新为老师留一个安静的角落。哪怕是一句“谢谢老师”，都能让他感到被看见。

第二个是重建勇气。对老师而言，真正的勇气不是惩戒学生，而是在惩戒时仍保有善意。对学生而言，勇气不是反抗老师，而是在被误解时仍愿意沟通。

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惩罚，而是唤醒。唤醒知识，也唤醒良知。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的老师，能否先传“道”，再授“业”，再解“惑”？若“道”已失，“业”再精，“惑”也难解。

乾隆年间的大臣王杰曾教皇子读书。因训斥严厉，被乾隆质问：“君君臣臣乎？”王杰答：“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乾隆愣住了，反而命皇子跪下继续受罚。那一刻，是帝王向师道低头。

今天，我们该问自己：当一个老师不敢训学生，一个学生不敬老师，一个社会不信教育，我们还剩下什么？

或许答案不在体制里，而在心里。教育不是交易，它是传递；不是服务，它是点灯。那盏灯，不该灭在权力的冷风里，也不该熄在家长的怒火中。

正如诗人雷抒雁写的那句：“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地球也会失去分量。” 教育亦然。若悲剧只被围观，而不被追问，它就会一次次重复。

所以，当学生弑师，请追责；当导师逼死学生，请清算。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防止下一次悲剧。

因为教育不是某个老师的命运，而是我们共同的镜子。

愿每一位老师，能被尊重；每一位学生，能被善待。愿讲台上还有光，课桌前还有心。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