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汉字当成一套“记号系统”，那你永远学不懂它；如果把汉字当成一套“看世界、分万物、安顿经验的方式”，你才刚刚入门。

古人总结汉字的生成规律，用了六个字：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后人称之为“六书”。

这不是分类游戏，而是一次极其深刻的认知史总结：
人，是如何把世界放进符号里的。

我按“由浅入深、由直观到抽象”的顺序，慢慢说。

先说象形。
象形是最早、也最直觉的一种造字方式。它的逻辑只有一句话：
“照着样子画下来。”

日，是一个圆中加点；
月，是弯月的轮廓；
山，是三峰并立；
水，是流动分叉的形态；
人，是侧身而立的剪影。

象形字的核心不是“像不像”，而是“抓住特征”。
古人并不追求写实，而是提炼“最能代表此物的那一笔”。

所以你会发现，象形不是儿童画，而是高度抽象后的“识别符号”。
它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把外部世界，稳定地“存”进了符号里。

但象形有一个天然的极限：
它只能对付“看得见、形状稳定”的东西。

于是，第二种方式出现了。

指事。
指事的本质，是“给看不见的东西做标记”。

比如：
上，是一横上加一点；
下，是一横下加一点；
本，是在“木”的根部加一横；
末，是在“木”的顶端加一横。

你会发现，指事并不画“物”，
而是画“关系”“位置”“抽象概念”。

它解决的是一个问题：
当世界开始出现方向、程度、层级，人该怎么办？

指事，是人类第一次在文字中，直接表达抽象。

再往前一步，就到了会意。

会意，是汉字里最有“思想味”的一种方式。
它不是画形，也不是指点，
而是：
“把几个已有的意义，拼在一起，让你自己悟。”

比如：
休，是人靠在树上；
信，是人言；
明，是日月同在；
武，是止戈；
好，是女子与子。

会意字的关键，不在于“组合”，
而在于——古人对世界的价值判断，已经进字里了。

“武”为何不是挥戈，而是止戈？
“信”为何不是巧言，而是人言？
这些不是巧合，是观念。

会意，是汉字开始承载伦理、经验和文化立场的地方。

但你很快会发现一个现实问题：
世界太大了，概念太多了，
靠画、靠指、靠拼，根本不够用。

于是，汉字进入了真正成熟的阶段——形声。

形声，是今天汉字的绝对主体，占全部汉字的八成以上。
它的逻辑非常高效：
一个部分表义，一个部分表音。

比如：
河，左边是水，右边是可；
铜，左边是金，右边是同；
情，左边是心，右边是青；
桥，左边是木，右边是乔。

形旁告诉你“这是什么类的东西”，
声旁告诉你“它大概怎么读”。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
因为从这一刻起，汉字不再依赖“形状直觉”，
而是进入了系统化、可扩展的造字时代。

也正因为形声字太多，
很多人误以为汉字“只是表意”。

这是一个常见误解。
汉字从来不是纯表意文字，
它是一套以形为线索、以音为骨架、以义为核心的复合系统。

接下来，说两个最容易被误解、也最常被讲错的：
转注和假借。

先说假借。

假借的本质只有一句话：
“这个字本来是写别的，但我现在先拿来用。”

比如：
“来”，本来是小麦；
“自”，本来是鼻子；
“北”，本来是背对背的人。

后来，因为语言里需要表达“来”“自己”“方向”，
而又没有现成的字，
就“借用”了这些字的读音和写法，
原来的意义逐渐退居次要，甚至消失。

假借不是乱用，
而是语言高速发展时的一种权宜之计。

它反映的是一个事实：
语音变化的速度，永远快于文字系统更新的速度。

最后，说转注。

转注，是六书中最难讲清、也最容易被滥用的一种。
很多教材含糊其辞，
其实古人自己对它的解释也非常谨慎。

一句比较稳妥的理解是：
转注不是造新字的方法，
而是同源字之间，意义相互阐发、彼此转用的关系。

比如：
考与老，
都源于年长、经验、成熟；
它们不是彼此假借，
而是在同一个意义场里，向不同方向展开。

转注关心的，不是“字怎么造”，
而是“意义如何分化”。

如果说前五书是在回答“字从哪来”，
那转注更像是在回答：
意义如何在系统内部流动。

把六书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件事。

汉字不是一套死规则，
而是一部持续几千年的“认知进化史”。

从画物，到指事；
从拼意，到拼音；
从造字，到借用；
从形式，到系统。

每一步，背后都是人类面对复杂世界时的一次升级。

所以，研究汉字，
不是在背“知识点”，
而是在重新理解一句话：

中国人，是如何通过文字，安顿天地、身体与人心的。

这，才是六书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