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日的一天，龙岩城的风，比平常吹的要急。

贺子珍紧紧地抱着女儿，孩子才四个月大，安静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贺子珍低下头，轻轻地将脸贴在孩子的脸颊上，泪水无声地滑落了下来，温热的泪珠打湿了孩子的小衣襟。她知道，这一别，或许是永远。

毛泽东站在一旁，眼神中藏着深深的无奈和焦急。他也舍不得女儿，但敌人已经逼近，不容再耽搁了。“子珍，快走吧。”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决绝。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想停下来，想拥抱女儿，想告诉妻子一切都会好。可他不能。

“我们会回来接她的，等革命胜利了……”这是他对自己的安慰，也是对贺子珍的承诺。贺子珍万般不舍地再看了一眼孩子，那张粉粉嫩嫩的小脸那么的可人儿，那么的漂亮。然后，她缓缓地、缓缓地伸出手臂将孩子交给了鞋匠翁清河-一个老实巴交的老鞋匠，并塞给了他银元二十元。

“孩子叫毛金花，拜托你了。”她的声音微弱，止不住颤抖，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无奈和压抑的割舍不下的痛楚。翁清河接过孩子，神色里流露出浓浓的不安。他虽然答应了，但心里明白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

随着战争的蔓延，普通百姓的日子早已风雨飘摇。

夜晚，翁清河躺在床上，听着风在窗外呼啸，辗转反侧，眼前不断浮现出那张婴儿的脸。他越想越觉得害怕，这个孩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午夜时分，翁清河终于决定，把孩子遗弃掉。他趁着夜色，抱着熟睡中的毛金花走进城里，找到一间副食店，将她轻轻地放在了门口。婴儿没有啼哭，依然安静地睡着，对世界的冷酷还毫无察觉。一阵风卷起街道上的尘土，吹乱了翁清河的心。他咬了咬牙，痛苦而决然的走了，带着一颗如释重负的心。

三年后，红军重新回到龙岩。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每一个角落，毛泽东和贺子珍心中始终牵挂那个留在这里的女儿。他们急切地托人打听，终于找到了翁清河。面对这对夫妇，翁清河支支吾吾地说：“孩子……早就夭折了。”他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声音飘忽不定。

贺子珍愣住了，仿佛被什么重重击打了一下。风静静地吹过，带走了她所有的声音。她没有哭，也没有问更多，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战争年代这样的事儿太稀松平常了。毛泽东轻轻握了一下她的肩膀，无声地安慰着妻子，示意她走！

然而，这个“夭折”的消息始终没能在贺子珍心中彻底熄灭。夜里，她常常醒来，想起那天别离时的情景，想起翁清河的眼神，那种躲闪，这让她满腹怀疑。她不愿意相信，孩子就这么没有了。可是，战争的残酷和紧迫让她别无选择，飘忽不定的日子只能让她把这份怀疑深深埋在心底，等待时机。

多年后，真相终于大白。翁清河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后，受不了良心的折磨，辗转找到贺子珍，告诉了她：“孩子没有死，他……他把孩子丢弃了。”话语中满是愧疚和羞愧。贺子珍听后，久久没有说话，目光失神地盯着前方，泪水无声地滑落了下来。孩子还活着，还活着，可却不知身在何处。

毛金花被遗弃后，命运像风一样将她带向了远方。她被副食店老板抱走，几经辗转，被交给了一个叫翁姑的女人。可翁姑生活艰难，照顾了她一年后，毛金花又被送到山东人张先志家。张家无儿无女，视她为己出，毛金花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安稳的日子。直到养母去世，她再次被送到邱应松家，一个开煤矿的家庭。她的名字变成了“杨月花”，命运如浮萍，一次次被推向陌生的远方。

1971年，老红军罗万昌偶然找到了杨月花的线索。贺子珍胞兄贺敏学带着满怀的希望前去确认。杨月花右膝上的黑痣，正是贺子珍曾经描述的胎记。

他们安排了母女见面。可是，贺子珍的身体已经被病痛拖垮，无法再承受情感的冲击。杨月花在上海待了一个月，却不知道母亲就在近旁，母女再次擦肩而过。贺子珍最终带着这份遗憾离开了人世。1984年，她病逝于上海，临终前，她仍然挂念着再也未能见面的女儿。毛金花，或说杨月花，依旧生活在她的世界里，低调而平凡。有人问她为何不改回毛姓，她笑着摇摇头，说：“都这么大年纪了，改它做什么呢？”话很轻，却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宿命，和一份坦然接受的坦然。

风依旧在吹，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却也仿佛带走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