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毛泽东晚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还会不会有阶级斗争。

在他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眼见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什么样子。

马克思只能从理论上预测，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必然会保留很多不平等，比如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距。

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他主要忙着对付国外敌人的包围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反抗。

临终前，列宁隐约感觉到党内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已经来不及深入研究了。

斯大林上台后认定，既然苏联已经把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那国内就不可能再有对立的阶级了。

他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咎于外部敌人和特务破坏，动不动就采取严厉镇压手段。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他干脆说苏联已经是"全民的国家"了，根本就不承认还存在什么阶级矛盾。

1956年，中国完成了对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起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主要矛盾还是来自那些被打倒的地主和资本家。

他把问题分成两类：一类是跟这些旧统治阶级的斗争，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那时他已经注意到思想领域会有长期斗争，但还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个大问题。

经历了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毛泽东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

他下基层调查时发现，党内已经滋生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有些干部开始脱离群众。

更让他担心的是，一些干部形成了特殊阶层，要求各种特权待遇。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这些官僚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跟工人农民站在了对立面。

这些人虽然不是工厂和土地的主人，但他们实际控制着这些公有财产。

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实际上变成了新的剥削者。

到了60年代，毛泽东作出一个重大判断：新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很多老同志听了这话都不能接受，他们觉得公有制下怎么可能还产生资产阶级。

但毛泽东认定自己看对了，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知道这样做会遭到很多人反对，但他觉得不这样做问题更大。

这种孤独跟井冈山时期完全不同，那时只是战友们不理解他的打仗方式。

而这一次，他要跟多年的战友分道扬镳，这种孤独让他备感痛心。

文化大革命最终没能解决官僚特权问题，反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但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对特权阶层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现实中确实出现了他所警惕的权力寻租、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等问题。

这告诉我们，既要警惕特权阶层做大，又要用法治手段而不是运动方式来解决问题。

直到今天，如何防止特权阶层坐大、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