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和珅贪腐，到现代社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贪欲与私利一直在腐蚀着一代代人。清朝的和珅贪污数亿，成为贪官的代名词，而今天的某些人，在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目光短浅，一心只为自己谋取利益。钱理群教授形容他们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聪明世俗，善于利用体制，这类人一旦掌权，其危害远超一般的贪官污吏。

更令人痛心的是，类似“汉奸”的行径也出现了。我的老领导王震曾说：“汉奸和抗日英雄不会断子绝孙。”如今，一些人为了享乐，不惜背叛国家。他们以为自己的行为会被时间掩埋，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看，任何重大行为，人民和历史终究会清清楚楚地记下其功过是非。

一个人的信仰是根本。毛主席说“为谁服务是根本问题”。真正的共产党人讲求信仰与人格的统一，内心无愧于人民和历史。然而今天，有些人表面上喊着为人民，实则只为个人或家庭谋私利。正因为这种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才导致了经济粗放增长模式迟迟得不到转变，导致了“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的现象。

历史在告诉我们，鱼烂先从头上烂起。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私利渗透了党的根基，领导人腐化成风。苏联解体的教训犹在，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必须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绝不能重走“鱼烂先从头上烂”的道路。历史和人民终会衡量每个政党和每位领导人的得失对错。

毛主席曾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与价值观虽有不同，但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那里，它们在更高层次上是一体的。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如果在做决策时掺杂私心，那必将酿成大错。正因为有良知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懂得敬畏历史和人民，他们才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不断自省自律。

我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了15年，曾出版两本著作，每本的扉页上都写着一句话：“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必将接受历史和人民的评说。”我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无论是学者还是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时代。

毛主席晚年流泪，心忧百姓，常常感慨。1975年，他在读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时，因悲叹南宋朝廷上下只顾私利而号啕大哭。南宋官员们登高怀远，却只为自己和家族谋算。毛主席看到这些，不由得为国家忧心，觉得无人知晓他内心的忧虑。这种家国情怀，是真正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是一种把国家放在心头的责任感和悲悯心。

如今，有人主张“人性自私”理论，认为人类天生自私。这一理论源自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但我们不能将此假说推广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如果一切都以自私为准则，那就难免会出现贪污腐化、买官卖官等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共产党人应把国家和人民视作自己的大家庭，为大家庭的根本利益奋斗。

我们并不反对合理的个人利益，但绝不能让“自私”成为行为的唯一导向。伟大的母爱能为孩子牺牲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也会毫无保留地为国家和人民奉献。回顾革命年代，无数先烈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牺牲了生命。这种舍己为公的精神，才是人性中最光辉的品质。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调动积极性，但绝不能在物质利益面前放弃精神追求。那些认为“人性自私”的人，看不到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真实本质。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角度来看，贪婪和腐化的后果都是毁灭性的。从苏联解体的教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不防范，私利也可能摧毁我们的国家。

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有责任保持清醒，不让历史重蹈覆辙。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不能让中国再回到受人欺凌的旧时代。要想让子孙后代免于责问，就必须牢牢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让后代在一个和平、幸福的中国中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