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教条主义就是死抱老经验不放，看似有道理，实则脱离现实，越固执越容易失败。

哲学层面问题

哲学层面的教条主义问题，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僵化和对矛盾规律的误解，直接体现在未能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不清。这样的僵化思维方式，既妨碍了理论的有效应用，也使实际工作陷入偏差。

矛盾的普遍性是事物间规律性的共通特点，而特殊性则指每个具体矛盾的独特表现。教条主义在哲学层面的问题就在于，片面强调普遍性规律，将其简单套用到所有情境中，却忽略了特殊性的重要性。例如，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会选择机械地引用理论或经验，而不去分析当下环境的独特条件。这种错误思维方式，就像试图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结果总是徒劳无功。

更严重的是，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判断不清会导致决策优先级混乱。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总有一种矛盾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矛盾则从属于它。教条主义者往往无法识别这种主次关系，而是平均用力、面面俱到，结果既无法解决核心问题，也浪费了资源。就像试图在风浪中修补一艘船，但不知道最急需修的其实是船底破洞，却忙着擦拭甲板，最终船沉人亡。

这样的哲学层面问题不只是毛泽东时代的党内困境，也是我们今天思维中的常见症结。面对复杂的现实，人们常倾向于用现成理论解释一切，而忽视了现实的独特性和动态性。这种思维习惯让人陷入“理论正确但行动失败”的怪圈，看似有理有据，实际上与目标渐行渐远。

因此，哲学层面的教条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思想的惰性——既不愿意深入分析具体问题，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它使人沉迷于看似稳固的理论框架，却无法灵活应对复杂的现实局面，最终导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失败。

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关系

党内教条主义在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关系上，问题的核心是生搬硬套外国经验，而非从实际出发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解决方案。这种思维方式，既忽视了理论的动态性，也让实践陷入僵局。

具体而言，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对苏联革命模式推崇备至，认为只要复制苏联的经验，就能实现中国的革命成功。这种盲目的模仿忽略了中国独特的国情——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化程度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而非如苏联那样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业国家。在这样的现实下，照搬苏联的城市暴动和工人起义路线，不仅无法成功，甚至多次导致革命受挫。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理论的实践转化能力被削弱。理论本身是对实践的总结，但如果理论只是停留在书本和会议记录中，没有经过实际检验，最终只会变成空谈。例如，革命需要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在哪些地区开展斗争，这些关键问题如果只是依赖外国经验，而不结合中国的地理、人口和政治环境，理论就会与实践脱节，甚至南辕北辙。

这种问题不仅仅是历史的困局，也是当下思维中的隐患。人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倾向于寻找现成的“模板”或“成功经验”，希望快速套用到自己的情境中。然而，不同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简单照搬很难成功。理论需要不断被实践验证，而不是让实践屈从于理论框架。

因此，党内教条主义在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关系中的问题，可以总结为对外来经验的盲信和对本土实际的忽视。这种错误的思维模式掩盖了对实践中关键问题的深入理解，也弱化了理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最终导致革命道路的多次偏离。

思维与执行层面的僵化

党内教条主义在思维与执行层面的僵化，主要表现为形式主义和机械执行的倾向，重形式而轻实质。表面上看，这种行为强调了程序和规则，但实际上却掩盖了对核心问题的理解和应对能力的缺乏。

形式主义最显著的问题在于过于注重表面工作，例如文件的数量、会议的次数，甚至是用空洞的口号来代替实际行动。这种“做给人看”的思维方式，让人误以为形式的完备等同于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了实质性效果。许多问题看似被“落实”了，但实际上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毫无实际进展。这种现象就像今天的我们，忙着完成各种报告和KPI，却无法解决真正的核心问题。

与形式主义相伴的是教条化执行。过度依赖既定经验或规定，缺乏灵活调整能力，是教条主义思维的另一核心问题。固定的公式和经验，虽然在一定情境中曾经有效，但如果被僵化地照搬到新的环境中，反而会成为障碍。具体到当时党内，许多干部习惯性地遵循上级指令，不敢尝试新的方法，甚至在情势明显发生变化时，仍坚持既定路线，导致错失良机。正如毛泽东所批判的那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教条主义的僵化恰恰根源于不愿意重新认识现实。

这不仅是历史问题，也同样映射到当今的许多场景。无论是工作中过分依赖既定流程，还是生活中习惯性地用“以前的方法”，这样的僵化思维和执行方式，往往让我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陷入停滞。真正的问题解决需要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同时，主动分析现状，灵活调整策略，而不是被所谓的经验框架束缚住手脚。

因此，思维与执行层面的僵化，是一种“机械化生存”的状态：不求思考，只求模仿；不求创新，只求安全。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行动失去了实际意义，目标也因此变得遥不可及。教条主义在这一层面的核心问题，就是思维和行动的死板，导致了形式有余而实效不足。

对群众创造力的忽视

党内教条主义在对群众创造力的忽视上，根源在于思想上脱离群众实际，轻视基层的实践经验。这种忽视不仅阻碍了政策的有效实施，还让实践与政策的目标背道而驰。表面上看，这种做法是基于上级对“理论”或“经验”的权威自信，实际上却掩盖了对群众智慧的不信任和对实践价值的轻视。

具体来说，脱离群众实际的表现首先在于制定政策时缺乏从群众中来的真实依据。政策设计者往往倾向于依赖高层数据或理论模型，而忽略了基层环境的差异性。这样的思维方式直接导致政策在基层无法落地，因为设计者看不到基层工作的复杂性，也不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就像今天的很多决策，虽然立意高远，却因不了解基层执行条件而“水土不服”。

更为关键的是，群众的智慧被系统性地低估。教条主义者通常认为，群众的经验零散、不成体系，不值得作为决策依据。然而，实践证明，很多革命策略的成功，恰恰来源于群众在实际斗争中的创造性，比如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术”，最初正是基层战士的智慧结晶。忽视这些经验，不仅会让政策变得僵硬，还会削弱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决策与执行的裂痕。

这种对群众创造力的忽视，不只是历史问题，也是当下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日常工作中，决策层常常强调统一部署，却很少听取基层的反馈，甚至将来自基层的改进建议视为“越权”或“不专业”。这一现象的本质，是教条主义对“自上而下”模式的盲目崇拜，而忽略了自下而上的智慧流动。

因此，教条主义对群众创造力的忽视，本质上是一种单向度的决策模式：从上级到下级，从理论到实践，却缺乏必要的反馈机制。这种模式使得政策设计者在自己的思维闭环中自说自话，既不接触实际，也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最终让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沦为空谈。

战略与战术的失误

党内教条主义在战略与战术上的失误，核心问题是对革命目标与阶段的矛盾变化缺乏准确理解，导致策略的僵化与方向的偏差。其具体表现为过度依赖对城市工作的优先投入，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价值，忽略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与矛盾动态。

首先，轻视农村根据地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中国革命依赖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然性。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市的工人阶级虽然具有组织性，却数量稀少且受压制严重，难以独立承担革命任务。然而，党内部分教条主义者盲目套用苏联城市起义的模式，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城市工作中，导致屡遭挫败。事实证明，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依托农村，农村革命根据地是长久革命的战略支点。

其次，忽略革命阶段的矛盾变化是另一个重要失误。教条主义者倾向于用固定的理论模式看待革命，未能根据阶段的变化调整策略。在抗日战争初期，这种问题尤为明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要求革命策略向外团结，而不是单纯强调阶级斗争，但部分教条主义者依旧固守旧有斗争观念，错失了争取广泛力量的机会。这种缺乏灵活性的思维，让革命在关键阶段面临被孤立的风险。

这一问题不仅是历史的镜子，也是当下的现实隐喻。许多人在制定战略时，往往执着于一开始设定的方向，而忽略了实际环境的变化。比如，面对市场变化或者组织目标调整时，常有决策者固守原有的思路，不及时更新策略，导致资源浪费和目标偏离。这种教条主义式的僵化思维与毛泽东时代的战略失误如出一辙。

归根结底，教条主义在战略与战术上的失误，反映了对动态环境的判断力缺失和执行上的僵化。革命需要灵活调整策略以应对阶段变化，而不是将一成不变的理论模式强加于复杂现实。这种失误不仅造成了方向上的偏差，也削弱了实践中的执行效果，使得战略目标变得遥不可及。

复杂形势判断的偏差

党内教条主义在复杂形势判断上的偏差，核心问题是对敌我矛盾的简单化认知和对矛盾动态变化的忽视，导致政策僵化和行动失当。这种偏差不仅阻碍了决策的灵活性，还直接影响了革命的阶段性进程和统一战线的构建。

首先，敌我矛盾的简单化使政策陷入一刀切的僵化状态。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敌我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教条主义者往往将敌我关系绝对化，把所有立场不完全一致的群体都视为敌人，忽略了潜在盟友的存在。这种思维导致了政策过于对立，失去了争取中间力量和团结弱势敌人的可能性。例如，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些人仍然固守狭隘的阶级斗争逻辑，未能及时调整策略以形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种误判不仅造成资源和力量的浪费，还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革命事业。

其次，对矛盾动态变化的认识不足，使得政策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任何斗争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都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转化。然而，教条主义者倾向于静态理解形势，将一种矛盾模式固定化，无法识别新的主要矛盾。例如，在抗战时期，共产党需要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间灵活调整，但部分人却无法理解在特定阶段民族矛盾更为突出的重要性，因而在政策上仍强调内部清算，削弱了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这样的错误不止是历史问题，也在今天的现实中广泛存在。当面对复杂局面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将问题简单化，忽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思维的惯性使得政策设计者无法全面权衡各种因素，导致行动僵化、协调不力。例如，在现代商业环境中，过于死板的竞争策略可能忽视与潜在合作伙伴的双赢可能性，使组织错失发展机会。

复杂形势判断的偏差，本质上反映了教条主义在思维上的静态化倾向。革命和现实中的斗争都要求对形势的动态变化保持敏锐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灵活调整策略。缺乏这种能力，最终导致的是政策的失效和局势的被动。教条主义在这一维度上的核心问题，就是无法透彻理解动态环境下矛盾的主次关系，从而陷入对简单化认知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