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第79章中描绘了一个几乎理想化的社会模型：“小国寡民”，人民自给自足、不事战争、不远徙、不涉交通、不兴技术，邻国虽近、鸡犬相闻，却“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一段常被误解为对文明发展的消极回避，甚至是对原始状态的浪漫化复古。但若从《矛盾论》的四个核心观点切入，我们会发现，老子并不是在逃避矛盾，而是在深刻地把握矛盾的本质与演化机制，并提出了极其高维的解决之道。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老子在这一章中，选择用一个极端特例——一个社会形态极其简约的小国——来回应人类社会的普遍矛盾。这种矛盾，不是表面的“技术有无”“经济强弱”，而是深层的“人欲膨胀”与“秩序崩解”的张力。在任何社会，只要工具与欲望不断扩张，最终都会走向失控与对抗。而“小国寡民”的设想，并非真的要求社会缩小，而是用这一极端形象，反衬出一个判断：一切冲突的根源，不在于条件不够，而在于心欲太多。老子以一个“极简社会”的形态，反驳了“发展是唯一解”的现代迷信。

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角度看，老子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之病的本源。他并没有将战争、迁徙、技术滥用、邻里纷争看作问题本身，而是看穿了这些现象背后的主要根源：欲望。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这些都不是技术条件的缺失，而是主动选择不用。老子并非要否定技术，而是想表达一个判断——只要人的欲望不熄，无论技术多么先进，都只会加速社会的异化与分裂。解决之道不在于加强治理，不在于制度革新，而在于根除“多欲”这个主要矛盾。这正是毛泽东所强调的——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才能带动整个问题的解决。

再来看“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统一。在表面上，老子似乎是一种极端反斗争的态度，鼓吹“邻国相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几乎是一种社会隔绝。但这其实是对矛盾最深刻的化解方式。不是通过调和，而是通过抽离斗争生成的结构性条件。换句话说，老子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而是通过改变结构、改变动因，让那些矛盾不再需要发生。他并不压制斗争，而是剥除了斗争赖以生存的土壤。比如说，不设战争逻辑，不陈兵；不设交通系统，不远徙；不设交流义务，不相往来。这种方式不是抹平矛盾，而是绕开它们，让其在源头无法生成。这不是回避，而是比斗争更高一层的解构。

最引人深思的是“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句话。在毛泽东的“量变到质变”理论中，老子的这一设想看似返祖，实则是一种文明的主动质变。他不是否认文明的价值，而是在判断，当技术与制度演化到一定程度，若不回归到更原始、质朴的状态，人类将被自己造出来的系统所吞噬。于是，“结绳记事”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人类意识到：过度复杂、效率至上、他律强化，并非真正的进步。真正的跃迁，是从“能而不用”，从“有为而不为”，从“看清系统之后，主动脱身”。这正是质变，不是外力破坏，而是内在清醒后的自我否定与选择性回归。

因此，这一章并非乌托邦的空想，而是对社会矛盾极深的洞察。老子并不逃避冲突，而是提出了超越式解决——不与之斗，不修补它，而是改变人对它的欲望关系，改变它的生成机制。这与《矛盾论》中的思路遥相呼应：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承认矛盾双方的斗争与统一关系，认识到其发展的动态过程，并最终推动其向更高形态的转化。老子的处理方式，正是将社会矛盾拉回到最根源处，从源头解开。不是退缩，是跃迁。

这也是今天依然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加法式发展”已经带来巨大系统性焦虑的今天，老子提供了一条“减法式跃迁”的参照路径：放弃不是丧失，而是一种更高级的选择。这一章的意义，也许正是在于提醒我们——最深的解局，不是解决矛盾，而是看清矛盾的幻象根源，从而让它不再发生。

by 楠哥 红尘炼心，知行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