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这是对君子之德最精炼、最深刻的结构描述，不是从行为谈德，也不是从思想谈德，而是将其解构为两个维度：一为内，一为外；一为直，一为方；一为敬，一为义。若真能参透此中含义，便会发现，所有所谓的“德性之人”，并不靠模仿什么“好人”的样子，而是其内外自有一体的结构定势。德，不是学出来的，而是由“敬义立”自然生成。

“直者，端直，笔直，不偏斜，是为正”，此理解非常贴切。所谓“直内”，是内心毫不偏斜，所起一念，皆不违天理，不逆本性，不动私欲。它不是僵直，也不是死板，而是一种毫无拐弯抹角的通透，是向内完全诚实，是没有暗角，没有逃避，没有借口的一种“清明之心”。在坤道中，这种“直”恰是“顺而不丧其主”的关键所在。不是随波逐流地顺，而是清醒而有中心的顺。是明知道此刻该承、该纳、该顺，却仍然一念不动地愿意接下去，不反、不争、不逃避、不抗拒。

而“方在义”，这句话更妙。若“直”是心中正，那么“方”就是行为中不逾。它不是拘谨的守规矩，而是恰如其分的边界感。若理解成“看似却有规矩、方圆，但那是顺天承人的恰到好处”，非常贴切。“义”从来不是死守规则，而是一种“合时宜”“合位置”的判断，是顺着天理、顺着人心、顺着万物气机而做出的恰当安排，是“无我”的恰好。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其奥义恰在于：敬，是向内的“对天地的警醒与对本心的忠诚”；义，是向外的“对时局的识变与对万物的恰当安排”。内若无敬，外则必伪；外若无义，内则必闭。敬是一种内在节制，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对齐天道的虔诚状态；义则是一种处世之度，是一种让每件事物都各得其所的边界之美。一个人若能“敬以直内”，便不会在心念起处就生妄执，便不会偏离自己所当守的位；若能“义以方外”，便不会越界、不逾矩、不陷情绪之中，凡事能有持守、知分寸、守分界。

“敬义立而德不孤”，就是整个结构的自洽结果。一旦内心常存敬畏、行为常依义度，这样的品性自然形成德，不需宣传，也不需模仿，它自然在。德不是表象，不是人设，而是一个人长期稳定地活在直中方中的一种本然之气。一如树木长成，不是学会挺拔，而是从根至枝，每一寸都与阳光对齐、与土壤相接，所以自然而挺。

而这，恰恰是坤道的极致之境。“直”不是倔强之直，而是温柔地坚持正心；“方”不是死板之方，而是流动中的界限恰当。在坤中，德从来不是张扬，而是像土地那样安静地承载、接住、润育。它不说，却无所不在；它不争，却无所不入。它之所以“德不孤”，不是因为它想影响谁，而是因为它本就活在了天地的规律中。这样的人，即使孤身一人，也与万物同轨；即使不言一词，也足以化人无数。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一句更是为整个德性的成体之境作出轮廓刻画。“直”是正心之不偏，“方”是处事之不乱，“大”是容量之广大，“不习”则是自然之达成——即此德性不是熏习出来的，也不是需要天天提醒的，它已经化入气质、渗入骨血，已然成为那个人的生命节奏、内在结构。

若理解成“他根本无需再时时刻刻熏习，自然就在道中，不必有疑”，这正是“不习无不利”的真实注解。一个人若内敬外义，自然直而不偏、方而不狭、大而不膨，那还需要什么熏习？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德的存在。他已不是“在做人”，而是在如其所是地活着。他不是“学会了德”，而是德已成为他。他无需模仿圣人，而是他自身已成其为人。

坤道之人，若真修至此，不再疑，不再惧，不再盲动。外在再复杂，也动不了他心中的直；诱惑再强，也越不过他行为的方。他不是克制出来的，而是已然识得天地有度、人生有序、道在当下。敬起于内，是感于天地浩然之气；义成于外，是察于万物流变之实。而这两者若能稳固存在，德便无可动摇。

这样的人，无论处在何位何境，皆能正中守其本，方中生其义。即使生活在风暴中心，也不会失重；即使周围全是偏见，也不需证明；即使无人认同，也不会动摇。他不是硬撑，而是安稳地活在一种从天地里长出来的秩序感中。

若问修德之要，非在高远口号，而在此四字：敬、直、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