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

以现实经验作为依据，提醒人们，两种观点是错的，极具现实说服力。

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

直接指出两种观点会导致的行动倾向。人都是受思想、观念、情绪支配的动物，脑之所想，一定是现实所做。

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从哲学的角度评价，提高了一个层次观察这种现象。后面加补一句相当于针对大众的解释，所谓主管、片面都是比较哲学化的词，而非科学更容易被人所理解和接受。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

点明抗战前的现实，一种存在广泛的观点-亡国论。

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

举例两种亡国论的讲法。一种从武器角度看，一种类比另一个战败的国家-阿比西尼亚。

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

指出时事发展带来的变化，由明变暗了，当然也会变少一些，更多的是闭嘴不说话了，观望。其实这种状态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重演，在未来不明朗的初期，消极的多，逐渐明朗一点，消极减少怀疑变多，看着越发明朗的时候，消极和怀疑变少，又开始盲目乐观，等事业小有成绩，马后炮有开始多起来。历史，无有例外！

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

举例暗地里的观点。活生生的！跟我们生活贴的多么的近！老百姓们就是这样的。一股片面和主观之气扑面而来。

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

详细的举了一个学生的例，非常朴实而生动的反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底层弥漫的氛围。看法片面，还自认为极对。哪怕是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

毛主席点明，亡国论并非专家学者的意见，而是普遍存在于普通乡民中间的，是一种民意，一种集体认识。如此清醒的认识！才有后面一系列的正确行动，普及、宣传、实际行动证明、呼吁号召，坚定人们信心，从传达的信息、气势、情绪里，从亲眼所见的行动里，让普通的、见识狭隘的、看法片面的人们逐步打消顾虑、升起积极。

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

对于亡国论的广泛性、持久性潜伏，毛主席也有清醒认识，这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只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做好相应的应对之策。

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点出驳斥亡国论的必要性，结合当前的现实，一方面让人们更深刻的认识，二一方面给人们鼓劲打气。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

另一种声音，毛主席称之为急性病，很形象，很接地气。

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

其中一种声音，因为对敌人的轻视所产生的乐观情绪。现实里也是普遍存在着。

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

点出人们对游击战轻视的问题，这证明在当时对它的疑虑也是极为普遍的，毛主席不能不提出来单独说一说，打消顾虑，迎来支持。因为人只有对自己相信的事情才会接纳和支持。而当时要取得抗战胜利，支持极为宝贵！

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

说实在，即便是现在，很多人对游击战还表现出来轻蔑，甚至是极其的，在阁主后台，不少朋友留言表达这一观点，更何况当时。对游击战的轻视在于他们认为那就是小打小闹，那就是怂，那就是侵占正规军的地盘，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而不明白全面看问题的重要性。没有游击战，当时中国弱小的多的情况下，亡国的几率大的多，或者惨胜，比当年的抗战惨的多得多。

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

再举例一种说法，对外界的过高的期待和依赖心理。

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

言下之意，主动权在他人手里，未来极其被动、未知。

台儿庄胜利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

再举取得一点成绩之后某些人所犯的急性病，以偏概全。假设毛主席他们没有极强的洞察力和极高的战略定力，只怕最后的胜利来的绝没那么快，也没那么相对好。

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

真是无知的语言啦！当然也可以理解，以我的见识站在当年那个时间节点，可能也不过是个怀疑论者，不敢确定中国会胜，但又极其担心中国会亡，就是不能笃定中国能胜，以及如何去取胜的途径。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

人难得就是在取得胜利和成绩的时候不得意忘形，对时事始终冷静、洞若观火。

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

短视才会有此疑问。

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

这两种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底层社会只怕占据了绝大多数。跟我一样，一方面会期待中国胜，一方面又担心着中国败。不确定。因为眼界窄，看问题浅，必然现象。

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

人们的看法、议论等涉及到的是背后更高层次战术、战略方面的考虑，广泛的民意也会影响到决策者对战术、战略的指定，因此毛主席讲必须紧迫的、高度重视的去厘清这些问题，让决策者们、官兵们、老百姓们，心笃定而亮堂起来。

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

提出一系列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重要，他将直接影响战争走向，所以毛主席也很急迫。句句直击人心，句句都是老百姓的话，句句为万众所关心。毛主席打算解决这些疑问，期待不？期待。

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

这种思想应该在国共两党内都有，当外部形式缓和的时候，就开始搞内斗。无论政党、团体还是个人，这种情形多么的熟悉。外部矛盾减弱或者消失，内部矛盾就变的尖锐而紧迫起来。前些日子刚看完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明朝末年这样的情形多么常见，最终处理不当，左支右绌，亡了国。毛主席如果不看到这一层并点出来，说服各方加强团结，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

团队，或者人，都有这种倾向，在胜利的时候，容易得意忘形。毛主席在此也是一种警示。

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

毛主席风趣的给他们取了个外号，让人印象深刻，我想当时接受宣传的人也应该有如此感受。这样的语言表述能有很强的记忆点。

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

好像的道理特别多，都是人们看问题不全面导致的，但凡做一些功课，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

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毛主席再次点出他写作《论持久战》的因由，这是在更进一步指出问题、现象之后提出的。它使用应该表达了他的谦虚并非疑虑。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对两种反向观点做斩钉截铁的回答。霸气而自信。

无论毛主席的思想还是语言艺术，都是极为精彩的，值得反复读、揣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