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上班的本质是人们对稳定身份和被看见的渴望。

当看到“假装上班公司”以30元一天的价格招揽失业青年时，我并没有急着嘲笑或感叹时代荒诞，而是直觉地想起自己曾在无数个白天，穿过城市拥挤的地铁时那种“必须要有地方去”的执念。每一个走进“假装上班公司”的年轻人，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一种被世界承认的身份，即便这种承认需要花钱租来一个工位、一次午休、甚至一杯廉价的咖啡香味来维系。社会默认“上班的人是正常的”，而失业似乎是无声的原罪。我们花钱假装上班，假装还有人需要自己，也假装自己依旧在路上，而非被困在家里看向镜子时那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里。

失业的羞耻感远比失业本身更让人难以承受。

那些选择去“假装上班”的年轻人，真实想逃避的不是“无事可做”，而是想逃避家中父母叹气时的目光、朋友轻描淡写关心背后的刺痛、夜里盯着天花板时对未来的恐惧。真正的失业不是银行卡余额归零，而是当你习惯了每月固定进账的短信提醒后，忽然消失不见的安全感。于是我们用一种更辛苦、更费钱的方式——早起、赶地铁、坐进一个陌生办公室——重新获得一份稳定感，这稳定感支撑着自己“我依旧是社会中的一员”。假装上班是一种心理修复，哪怕自己明知一切都是“假的”，仍然希望能骗骗自己，至少这一天过得像是被需要的样子。

“假装上班公司”的兴起，是城市孤独感和集体羞耻感的合谋。

很多人笑“假装上班公司”的荒谬，却忽视了当代城市年轻人的孤独和被社会抛下时的恐惧是如此真实。城市里图书馆和咖啡馆早已人满为患，带着电脑找一个安静角落并不难，但没人与你共鸣那种“必须早起通勤”的强迫性仪式感。失业后待在家里，总是睡不醒，醒来后看向窗外，时间如同在空转，让人惶恐。当一个空间明确告诉你“这里可以假装上班”，这种直白反而让人获得心理松弛。更重要的是，在“假装上班公司”，大家都默认彼此是失业者，无需伪装，无需解释，这是现代城市罕见的坦诚空间。

真正能够疗愈失业焦虑的并非假装上班，而是允许自己适当休息并重建秩序感。

失业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序和自我攻击。很多年轻人急切寻找“假装上班”的出口，是因为他们太怕“休息”两个字。当一个社会将休息视为懒惰、将闲暇视为无用，个体便无法心安理得地停下脚步。而真正能走过失业周期的人，恰恰是能够忍受无所事事的焦虑，允许自己有一段混乱期，然后重新建立秩序，哪怕是从每天整理房间、按时吃饭、固定读书开始，慢慢恢复掌控感。当一个人真正能安心在家休息时，他就已经开始疗愈自己，而不再需要花钱去假装上班。

“假装上班”也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真实联结和抱团取暖的空间。

本然的农场“假装上班公司”是一个例外的温暖故事。那里没有冷冰冰的卡座和“规训式”的白领假象，有的是茶水、阳光和一块可以弯腰劳作的菜地。失业的年轻人可以在那里摘菜、发呆、和陌生人聊天或者在田埂边写策划书，有时甚至能自制比萨，或者和农场主人聊聊自己不敢对父母开口的焦虑。真正打动我的，是那些带着隐秘心事和疲惫灵魂的人，在农场里被允许“停一停”，用一顿热饭和阳光换来一次深呼吸。假装上班在这里不再是羞耻和掩饰，而是允许自己获得慢下来的勇气。

每个假装上班的人，都是在为“重新上路”积攒力量。

从心理学角度看，假装上班并不意味着放弃或者自我欺骗，而是某种“准备恢复常态”的缓冲区。人在低谷中依然愿意早起、整理衣服、挤上公交，只是希望身体先动起来，心才能慢慢跟上。这种仪式感帮助人们重获掌控感，哪怕一天结束后依旧没有产出，也依旧能带来某种自我安慰。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失业，而是失去了起床、刷牙、换衣服、走出家门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节奏。当一个人还能为了假装上班早起赶路，他就还有站起来的力气。

假装上班是当代年轻人对抗失序感的一种无奈又可贵的努力。

我们可以批评“假装上班公司”割韭菜、利用焦虑获利，也可以感慨当代年轻人的无奈和脆弱，但更应该看到，依然愿意假装上班的人，是依旧在努力寻找节奏的人。他们未必真的需要这个工位，而是需要被允许以一种体面、不被责备的方式渡过失业的空白期，重新积蓄前行的力量。与其嘲笑这种荒诞，不如祝福每一个正在假装上班的人，早日走出需要假装的日子。

写在最后：

假装上班的背后，是失业者的脆弱与坚韧交织，是这个时代对稳定身份和体面生活的执念，也是个人对混乱生活重新寻求秩序的微光努力。那些愿意付费假装上班的人，内心依旧渴望被看见，被需要，被世界接纳。

而当我们真正不再需要假装上班的一天，或许是因为已经学会安心与自己待在一起，允许自己休息，也允许自己等待，让生活的节奏重新归于自然与内心秩序。

愿每一个经历失业期的人，都能在一次次早晨出门的步伐中，找到通往内在平静与力量的路径。

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