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

毛主席在分析敌人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将三点联系起来的企图时，通过细致的战略分析、军事数据的推测以及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综合评估，得出了相关结论。以下是对五个问题的详细拆解和分析：

毛主席得出敌人需要50个师团，150万兵力的结论，是基于对当时日军进攻态势和中国抗战能力的综合评估。广州、武汉和兰州三个城市地理位置重要，都是战略要地。占领这些城市需要在各个战线上分布大量兵力，以保持占领区的控制和防御。当时中国军队虽然装备和训练不如日军，但抗战意志坚定，人数众多。日军为了攻占并控制这些城市，需要足够的兵力来对抗中国军队的反攻和游击战。通过之前战役的经验，毛主席知道日军占领一个重要城市通常需要几个师团的兵力。例如，占领上海、南京等地都动用了大量的兵力。因此，占领广州、武汉和兰州这样的重要城市，并维持其控制权，推测需要更多的师团。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勤补给线拉长，需要更多的兵力保护补给线，确保战斗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毛主席推测日军需要1年半到两年时间完成攻占计划，是基于以下几点。广州、武汉和兰州三点分布广泛，占领并控制这三个城市需要长时间的战斗和运动。中国的地形复杂，多山地和河流，日军进攻速度会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毛主席了解中国军队将进行顽强抵抗，战争不会一帆风顺。每一个城市的攻占都将经历激烈的战斗，且战线越长，补给越困难，进攻速度越慢。每次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和展开都需要时间，包括兵力集结、物资准备、战术制定等，这些都会拖慢进攻速度。

毛主席估算敌人需要100万万日元以上，是基于以下考量。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巨大的军事开支，包括士兵的工资、武器装备的制造和采购、运输费用等。深入中国内地作战，后勤补给线拉长，维持补给线的费用大幅增加。这包括燃料、弹药、食物、医疗物资等的运输和供应。激烈的战斗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日军需要不断补充新兵和装备，增加了开支。1年半到两年的长期作战期间，各种开支不断累积，导致总花费巨大。

毛主席认为敌人深入中国内地会面临巨大困难，主要基于以下几点。深入敌后作战，补给线拉长，容易受到中国军队和游击队的袭击，补给困难。中国内地复杂的地形和多变的气候，会极大地影响日军的作战效率和后勤供应。随着战线深入，日军面对的不仅是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还有广泛的民众抵抗和游击战，这使得日军在占领区内外都面临巨大的压力。长期的战争消耗会严重影响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同时国内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也会增加。

毛主席认为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需要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是中国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占领这些线路对于中国的交通和经济有重大影响，中国军队必定会全力防守。这些交通线连接南北，贯穿东西，日军占领后可以快速调动兵力和物资，但正因为其重要性，中国军队也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击和破坏。毛主席深知中国的游击战术能够有效地骚扰和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和交通线，使日军难以完全控制这些线路。这些交通线路沿线地形复杂，容易设伏和进行游击战，日军要完全控制这些线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和承受巨大的风险。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毛主席的结论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综合评估、历史战例的参考以及对地形、气候、补给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具有深刻的战略眼光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

敌人的战略意图判断很清楚。

不过我认为敌人的战略意图应该是公开的，或者也是很容易从情报渠道搞到的，甚至是从他们军队的调动情况也大致可判断出他们的整体战略意图。

且不但如此，我们还要促成前面毛主席说到的让他们兵力分散的态势，达成我们的战略意图。

既然我们弱他们强，那就得创造部分战场、部分区域的战场优势，集中我之优势攻击敌之弱势，消耗他们。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持久战才变得越发栩栩如生。

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

为什么讲是运动战为主，也好理解，就是我太弱了，敌太强了，没办法。

当然毛主席说国民党军事当局犯了主观错误，把阵地战放在主要位置，我想一方面确实他们对敌对整体战场态势判断的确有误，也就是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保守大城市，保守战略要地，失不得，失了就完了。

但另一方面，纯粹个人观点，执政当局如果大面积放弃城市和要塞，又会造成民众批评，即不抵抗政策。

不过二者应该是有区别的，实力悬殊，不得不撤退而采取运动战，和不战而退、而降，那是有区别的。

比如淞沪会战，我们打了，打出了英雄主义，拼死抵抗，但是败了，不可耻，因为我们实力不济。

但南京战争则不同，政府还没打就跑了，守卫南京的部队，没怎么跟敌人交火，当官的就跑了，以至于万人万人被俘，让进城的日本人十分错愕，也十分瞧不起。

二者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

从好的一面看，其实日本侵华战争，打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也打疼了我们，彻底打碎了我们的自尊，当睡狮醒来的时候，就是即将发威的时候。

百年屈辱，其实给了我们后来百年齐心协力、上下同心，一心谋福强、谋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有时候遭遇挫折未必就是坏事。

国家如此，人亦如此。

知耻而后勇！

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

历史上通过劝降让人屈服的案例及其原因

罗马帝国的劝降策略：罗马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常常通过劝降策略来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他们向敌对部落或城市承诺宽容待遇、自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来换取他们的投降。原因包括诱人的条件、强大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智慧。罗马承诺的自治和经济利益使得被征服者觉得投降后的生活会更好。罗马军队的强大实力和残酷手段让敌对方意识到抵抗的后果会非常严重。罗马统治者通常善于运用政治手段，使得劝降变得更加可信和诱人。

蒙古帝国的劝降：蒙古帝国在征服过程中也常常使用劝降手段。他们向被围困的城市发出投降通牒，承诺投降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否则将遭到彻底的屠杀和毁灭。原因包括恐怖策略和恩威并施。蒙古军队以屠城和大规模杀戮闻名，这种恐怖威胁迫使很多城市选择投降以保全性命。对于投降者，蒙古人通常会兑现承诺，给予相对宽容的待遇，形成投降后有利的印象。

日本战国时期的劝降：日本战国时期，各大名（领主）之间的战争中，劝降手段也被广泛使用。许多大名会通过婚姻联盟、赐予土地和职位等方式来劝降敌对势力的将领或部队。原因包括利益交换和结盟策略。给予投降者实实在在的利益，如土地、金钱和权力，增强投降的吸引力。通过婚姻等方式缔结更为牢固的政治联盟，使得劝降更加具有长远利益。

日本采取劝降手段让中国屈服却效果不好的原因

民族自尊心和抗战决心：中国人民和军队在面对日本侵略时，展现了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顽强的抗战决心。对于日本的劝降手段，中国人更多地视为耻辱和欺骗，拒绝屈服。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对外侵略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在长期的抗战过程中，中国人民逐渐意识到必须通过抵抗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日本劝降手段的欺骗性：日本在劝降过程中，往往使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许诺的条件经常不兑现，使得中国人对日本的劝降失去了信任。日本的劝降常常伴随着虚假的和平承诺，实际行动却是残酷的占领和压迫。许多地区在接受劝降后遭到日本军队的残暴对待，这种事实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劝降的骗局。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宣传和动员：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积极开展宣传和动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揭露日本的劝降阴谋。通过宣传，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增强抗日决心，揭露日本劝降的真实意图。中国各党派和军队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敌，形成强大的抵抗力量。

国际援助和支持：抗战期间，中国获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援助和支持。这些援助增强了中国抗战的信心和能力，使得对日本的劝降更加不屑一顾。军事、经济和物资上的援助，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实力。国际社会的声援和支持，使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综上，毛主席认为日本的劝降手段难以成功，是基于中国人民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决心、日本劝降手段的欺骗性、国内积极的宣传和动员以及国际援助和支持的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日本的劝降策略在中国难以奏效。

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

此时还是毛主席的越策。

不过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一切如毛主席所预想。

为什么呢？

我认为并非毛主席有穿越到未来的能力，而是他通过对规律的洞见、对本质的认识，知道事物将有很大的几率如此发展下去，也就是朝他所设想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极大。

当然，他必须由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来左右。

当认清楚了我们的着力点以后，就好办了。

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全力去达成预想结果所需的一切，最重要而核心的就是抗日统一战线。

当一切如预想进行的时候，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日本人在侵华战争后期士气方面的表现

在侵华战争后期，日本士兵和民众的士气显著下降。以下是一些实际例子：

士兵士气低落：随着战争的拖延和损失的增加，前线士兵的士气急剧下降。士兵们面临持续的战斗和高强度的压力，加上后勤补给不足、士兵伤亡严重，导致许多人丧失了战斗意志。例如，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虽然开始时占据优势，但由于补给线过长、士兵疲惫和士气低落，最终未能维持战线，出现大规模溃败。

自杀和逃亡增加：在战争后期，日军内部出现了大量士兵自杀和逃亡的现象。许多士兵因为无法忍受战争的残酷和前途的无望，选择自杀。逃亡现象也屡见不鲜，许多士兵宁愿冒着被抓捕和处决的风险逃离战场。

指挥官的绝望：日本高级指挥官在后期表现出明显的绝望情绪。1944年，缅甸战役中，日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因战况恶劣而选择撤退，这一决定反映了其对战局的悲观和士气的低落。

日本人财政和经济在侵华战争后期的表现

财政赤字增加：随着战争的拖延和扩大，日本的战争开支急剧上升，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形势恶化。

战争开支巨大：随着战争的持续，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战争开支急剧上升。1941年，日本的战争支出为62.6亿日元，到1944年增加到228.6亿日元，几乎翻了四倍。

财政赤字扩大：日本政府为筹集战争经费，大量发行国债。1937年到1944年，日本的国家债务从约180亿日元增加到515亿日元。到1945年，国债总额已超过日本GDP的200%。

物资匮乏：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日本国内的资源逐渐枯竭，特别是石油、钢铁等关键物资严重短缺。为了维持战争，政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物资配给制度，但这仍无法满足战争和国内经济的需求。

通货膨胀：由于大量发行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严重。日元的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飞涨。1944年到1945年，物价指数几乎翻了一番，许多基本生活用品变得难以负担。

物资配给：战争期间，日本实行严格的物资配给制度，但仍无法满足需求。石油、钢铁、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严重短缺，许多工业生产因此停滞。

工业生产下降：战争后期，由于盟军的战略轰炸和海上封锁，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许多工厂被炸毁或无法获得原材料，导致军需品和民用品生产严重不足。

在侵华战争后期，日本的财政和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以下是一些具体数据和事实：

工业生产的中断：由于盟军的战略轰炸和海上封锁，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例如，1944年，日本的钢铁生产下降了50%以上，航空燃料生产下降了60%以上。

基础设施的破坏：盟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导致大量工厂和基础设施被毁。1945年，东京、大阪等主要工业城市遭受严重轰炸，生产能力大幅削弱。

国民经济崩溃

经济总量下降：战时经济使得日本的经济结构失衡，农业、轻工业等民用生产被严重压缩。1944年到1945年，日本的实际GDP下降了约20%。

民众生活困苦：由于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民众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粮食供应不足，食品价格飞涨，城市居民不得不依赖政府配给和黑市交易维持生计。

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在后期的表现

人民的抗议和反抗：战争后期，日本国内的厌战情绪日益高涨。人民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感到失望和愤怒，爆发了多次抗议活动。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使得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许多人对战争的支持逐渐转为反对。

士兵的厌战：前线士兵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作战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厌战情绪严重。士兵们不仅要面对敌军的猛烈攻击，还要忍受饥饿、疾病和极端的心理压力。许多士兵在信中表达了对战争的绝望和对家庭的思念，厌战情绪普遍。

士兵的非战斗性伤亡增加：由于士气低落和厌战情绪蔓延，日军士兵的非战斗性伤亡（如自杀、逃亡、疾病等）显著增加。这进一步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和士气。

战争指导集团内部对“战争的烦闷”和对战争前途的悲观表现

内部争斗加剧：战争后期，日本的战争指导集团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争斗。军部与政府之间、陆军与海军之间在战略决策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内部争斗反映了高层对战争前途的悲观和对现状的不满。

决策的动摇和混乱：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日本的决策层变得越来越动摇和混乱。1944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和中国战场的持续僵持，日本高层对战争的胜利前景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决策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动摇。例如，日本政府内部曾多次讨论是否进行和平谈判，但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高层人士的悲观言论：在战争后期，日本高层人士的言论中也多次流露出对战争前景的悲观情绪。例如，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在1945年向天皇进言，明确表示继续战争只会导致国家的彻底毁灭，建议尽早结束战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侵华战争的后期，日本无论是在士气、财政经济、人民和士兵情绪，还是在战争指导集团内部，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颓势和悲观情绪。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日本在战争中的最终失败。

毛主席为何能精准预测出日本国内的发展趋势呢？因为基于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太阳底下无新事，它必然会如此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