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

明确未来趋势变化，把握大势。

这让我想到最近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

越南总书记阮仲甫去世，我国南部有增加新的变数。日本频频试探挑衅，先进入中国领海12海里，后跟台湾联训。韩国要改国名，继续朝西方靠拢。菲律宾也是跳个不停。这还不算，北约也在凑热闹，欧盟还要对我们征高额关税。

当然，最大头的是美国，美国特朗普极大可能上台，他的战略是集中全部力量对付中国。

百年只为有大变局。

中国周边局势相当不安定。

国内经济形势也是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后的低迷期。

整个互联网一片愁云惨雾。

此时是是也该有一个像毛主席那样的人或者班子来制定一个有利于我的战略规划呢？

知道敌之劣势，明白我之优势，不紧不慢，亦步亦趋，为胜利继续力量。

内心担心这是必然的，一方面为国家面临的生存、发展形式担心，一方面也是为个人的未来担心。

没有好的大家，哪有好的小家呢？

不过在我心底里，始终对中央保持信心，这是我们的传统，加上5000年的文化底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我认为老百姓就是做好每个人自己该做的事儿，比如好好工作，好好创新路子赚钱，把小家过好，提供正能量，让国家内部尽可能保持安定，不给国家添麻烦，让掌舵未来的决策们集中精力应对外部挑战。

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

谋定而后动。

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

打仗拼的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军事和文化，还有士气、勇气。当然还有组织力、领导力、民心，等等。

在物质上，第一阶段我们弱，肯定守不住土地，且我们的战损比肯定高于对方，即人口损失相交对方也大不少。

这所有的一切量上的减损都是受限于我们物质上的弱。

有此心理准备，那么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保存我们的生力军，也就是用毛主席运动战的方式避敌优势，发挥我们的优势，呆在暗处跟敌人周旋。

即便如此，我们的消耗仍旧超越对方。

且我们的补充能力在开始相对敌人也弱，毕竟日本人为了侵华准备了几十年，中国是仓促应战，准备相当之不足。

也正是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国内升起亡国论、妥协论的悲观主义论调，不足为奇。

但事情要辩证地看。

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

在不讳言我们将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难的前提下，逆境中也要看到希望。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分阴阳两面。

不能总是以一个悲观主义的视角看到不利，还得以一个乐观主义的视角看到有利的一面。

这就是所谓危机中既有危又有机。

但凡能在危中看到机的人，都将是世界的改变者，甚至是历史的改变者。

其实在人口的消耗中，残酷一点说，优秀的久经战争考验的战斗人员留了下来，并越积累越多，这将为我们后续的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在战争中会成长起来一大批有丰富经验的、靠得住的指挥官，这将是后续进入相持阶段和进攻阶段的基础。

而土地虽然失去，但敌人会因为占领后需要防守，导致兵力分散，补给线变长，让他们的优势自行削弱，不见得就是坏事。看起来我们失去了，有损于我们民族尊严，同时让敌人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但其实只要有抗日统一战线，他所获得资源反而会变成他的负担，即资源需要分兵防守，挖出的资源可能我们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劫掠，利用敌人手开采资源，于我不仅无害反而有利。

还有经济，因为战争经济遭受巨大破坏那是必然之事。但是否意味着经济的破坏只有害而无利呢？显然不是。打烂了旧的经济形态，正好趁势建立起新的全部可控的新经济形态，比如延安。

所以一个看起来糟糕的事情，总是有正反的两面的后果，我们要做的是尽最大努力促进正面效果的增长。

正是因为有这一变化的存在，我们才能客观上有介入、促进有利因素的机会。

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

旧的东西质量普遍很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而新的长出来的东西，都是在战争中学习、适应战争的东西，自然比旧的东西实用的多、效果好的多。

所以我们将是欢迎旧的东西被砸碎，新的东西茁壮成长起来的。

砸碎万恶的旧世界，建立美丽新中国。

从这个角度看去，哪怕是在当年那个艰苦抗战的年代，内心也会平添一股豪迈的、必胜的气势，乐观情绪油然而生。

我觉得凡事只要能如此清晰分析，并看到未来之有利于我之大势，再困难的境况下，内心都能无比笃定而乐观。

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经过以上论述，这个结论得出顺理成章。

完全符合逻辑的推论。